献隽说羌牵捕甲隽硕喽嗌偕俚男薷摹Ｔ谝环�5月交稿的名字上打了黑框，注明已去世。哎，才写完自己的经历还没等印成铅字就算盖棺论定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
王老还很热心地带给我另外一个校友的消息，我只知道那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不知道和我有大学校友关系啊，原来是后来读了研究生，那的的确确是校友了。他想见见我的另一个同事校友，可惜两次寻访未遇。我有点心疼他这样辛苦奔波，应该让年轻人帮忙组稿，现在发邮件多方便啊。他指着绿军鞋写道“他们无暇。我是锻炼、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他这样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还说什么呢？忙把同事去海南度蜜月刚刚带来的黄辣酱和苦丁茶，以及一包未开封的龙井茶全塞到他的包里，表示一下我的小小心意。他除了说我太客气了，再次交代多保重，下次聚会一定要参加！
面对他这样的热忱，我想下次聚会我是找不到借口不参加的，就算我听不见他们的交流，也应该去感受一下老校友们的浓浓情谊。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值得我们尊重，也值得我们去感怀。很多校友都生长在江南水乡，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毅然离开东海之滨的上海校园，告别家乡，怀抱一腔热诚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扎根。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更严酷的磨难等着他们。很多人被关过牛棚、上过干校，下放当过工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在蹉跎岁月中消耗了，劫后重生的他们更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很难想象王老1959年被派到藏族叛乱刚刚平息的甘南负责记者站工作，自带行李骑马深入牧区采访的情景；也很难想象他60年代在铁道报纵横千里，既当采访人又当培训员的情景；更难以想象退休前的他坚守铁路事故现场7天7夜，日夜采访、赶写报道的情景。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背井离乡，卸下名校的光环，在这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的确是骄傲的“陇原复旦人”！
虽然我为他有些寒酸的衣着心酸，为他被浪费的才华心酸，也为他逝去的年华心酸，我更愿意在心里记住这个让我感动、也让我尊敬的老人温暖的名字——王明奎先生。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一）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吃母乳长大的。虽然我妈从1947年生下我大哥，到1972年生下她最小的宝贝孩子——我弟弟，长达一代人的那些年月里，能让她充饥的东西并不多，但只要有她一口吃的，就会从她体内转换成有营养的乳汁，等我们长大时才发现我妈的乳房已经松垂到肚子了。在1957年困难年月出生的大姐虽然先天不足，但她后天雷打不动地坚持早晚锻炼，足以成为我们中的佼佼者。爬完华山都丝毫不言累，说身轻如燕一点不算夸张。
我从小比较皮实，听我妈说三岁左右得过腮腺炎，但一直缩着脖子不哭也不叫，直到溃烂时她才发现，赶紧抢救。我到现在其实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脖子外面溃烂还是里面溃烂了。后来在我有印象的时候也得过这样的病，老家俗称“胡胡子”，最简单就是用杏仁和着蒜被我妈嚼成糊糊，贴到脖子上土法治疗。大概因为揪住脖子贴药时有些费劲，我妈怎么发现我的脖子好像比别人粗短，于是担心我像对门大婶一样患上大脖子，拖着一个肉球难看。这次以预防为主，让我在隔壁赤脚医生的爷爷那里打过几针，也吃过很多谷维素和发咸的碘片，家里的饭菜也多了海带。
我的脖子外面并没有长出悬垂的肉葫芦，但是脖子里面却不通畅，初中住校得了慢性气管炎，这像鼻炎一样在西北都属于常见的上呼吸道疾病。慢性气管炎久治方愈，我妈觉得是用她求的神符治好的，但鼻炎却屡治不爽，因为我得的是结构型鼻炎—鼻椎骨歪曲兼鼻甲肿大，吃药或者痛苦的穿刺只能治标。鼻炎引起头晕，直接导致我嗜睡如命。在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学习时，我经常是春困秋乏，夏日炎炎好睡觉，冬天座位一换到暖气边就不由自主昏昏欲睡，老师提问时同桌得负责推醒正打瞌睡的我。这样子怎么考大学呢？最后不得已做了我平生的第一个手术，剪掉一块鼻甲。惭愧我高挺的鼻梁原来是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后来才知道外强中干的零部件不止鼻子。好歹鼻子做完手术，烟囱比以前利落了，还不妨碍使用呢。
鼻炎的门诊手术虽小，痛感却一点不小。医生用药钳往鼻腔里塞浸泡过麻药的纱布条时，我感觉好像要直捣黄龙，塞进脑髓里去了；麻药塞进鼻子，泪腺同时被刺激，黄豆大的泪珠不由分说就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七窍相连，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泪珠。陪同在旁的二姐直怪我一点不坚强，这么点小手术在她同事面前丢面子了，我真是有口莫辩啊。听着医生在鼻腔里用手术剪刀“咔嚓咔嚓”，不知道剪掉多大块鼻甲。手术之后好像在医院住过一晚上，想想看，两个鼻孔被塞得一窍不通，只能用嘴呼吸是什么感觉。醒着还好，一直张着嘴就是了，睡觉就别提多难受了，连门牙都被进出的气息吹得发疼。早上醒来，发现整个脸都憋青肿了。同样，手术病愈后抽取纱布条也让我担心，源源不断抽出的纱布条会不会把脑髓一起抽将出来。那段时间我怀疑自己的智力受影响了，总是感觉笨头笨脑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铁人王进喜的同类，从来不知道心疼自己，更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农村孩子嘛，没什么娇贵的。大学时为了班级荣誉，我可以在跑完800米之后休息10分钟，再接再厉跑上3000米的征途，被同学视为长跑健将。哪知道我也才知道我还有这潜力，早知道我就去当运动员为国争光了。
除了前面说的那几个小毛病，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发烧只有两次，一次在初中，一次在大学。对于我来说，多年不遇的发烧病来如山倒，全身发软，脖颈发硬，头昏脑胀，时而冷得发抖，时而热得汗浸，差点以为自己是要报销了。第一次发烧时二姐把东倒西歪的我用自行车驮到她工作的医院，打了针，在她宿舍睡了一晚。我一直迷迷糊糊说“我不行了。咋办呢？我真的不行了。”二姐紧紧搂着我发烫的身体，一直安慰我别说胡话了，睡一觉就好了，没事的。她是护士嘛，见得生老病死太多了，肯定说没事的，我有些不太相信。早上醒来发现我并没有死啊，感觉二姐还真像让我重获新生的圣母。大学时的发烧也让室友和我的好朋友担心，那么强壮的人怎么会病倒呢？她们七手八脚把我扶到校医室，打完针回宿舍睡了一晚上，也就安然无恙了。
我中学的生理卫生课被年轻的男老师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简直像隐晦教学，也正中我意。80年代初期，男女生同桌还会画三八线的，我本来就从农村封闭的环境里出来，还真羞于知道什么人体结构。知道那么清楚干嘛，只要没缺零件就行了。我在大学时捂着胃说“肚子疼啊”，遭到室友们大笑，“你的肚子怎么长得比别人高那么多？”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那别人的都长在那里呢？我中学住校六年，没少吃长出白毛的饼子，胃都一声不吭地容纳了呀，我这才知道原来胃不是脾，却也是有脾气的，刺激过分了也会发作。我们身体的各个零件只有出现毛病时，才会提醒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的铁人神话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连我老公也认为我是完全不需要照顾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他当年的800米成绩还不如我呢，只是勉强达标的水平，而我是大学里系记录的保持者嘛。好男不和女斗，咱好女也不和男斗呗，于是全家出游或者爬山回来，老公可以和儿子躺着歇息，似乎连喝水的力气也没了，而我洗干净手就可以马不停蹄地做饭给大家吃。铁人嘛，就要有铁人的样子，这时候我早忘了老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教过我六字真言，女人要“多撒娇少干活”，我是宁肯累死也学不会撒娇啊。我在办公室里干活也从来巾帼不让须眉，我可以一手提着一大桶纯净水，踩着高跟鞋在走廊上款款走过，令男同事瞠目，不等他们跑来帮忙，我已经把它安放到饮水机上了。
对了，除了生儿子时剖腹产肚子上被划了一道，我还做过一个胆结石手术。腹腔镜手术创口倒很小，但却是全麻的，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感觉还是很奇怪的，很多功能都忘记了。全身被麻醉过，我不会变得更笨了吧？哎，可怜我原本是铮铮铁骨，也终被左一刀，右一刀，划得七零八落，竟然连胆都没了，这下就算我搞清它的重要位置也没用了。不过原本就是胆小鬼，这回倒有借口了，做事豁不出去可别怪我，没胆儿嘛。
相比之前所有的手术，在脑袋上开刀应该算大手术了，连一代枭雄曹操都为之胆寒，更别提我这样的凡夫俗女了，何况我还无胆呢。不过无胆者无畏，好在现代华佗用的不是大斧头，而是显微镜下的柳叶刀，工具轻巧多了，风险看起来也小多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祸既然来了，躲是躲不过的。那就像刘胡兰姐姐学习呗，勇敢地把脑袋伸出去。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二）
要说我这个需要做开颅手术的听神经瘤病史，那真是有历史了，但是长达几年的治疗一直不对症，所以直到发现脑瘤时，也就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最起码的，可如果连病因都找不到，哪医治怎么会有效果呢？歪打正着的事毕竟是奇迹。
我最早发现一侧耳鸣，是在03年春天。在山东出差，头挨到济南千佛山宾馆洁净的白色枕头，却听到耳边嘶嘶的声音，像蝉鸣般吵扰，挥之不去，捂上耳朵照样不能将噪音阻隔，翻来翻去难以入睡。我坐起来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拉开窗帘看着黑暗中静默的千佛山，什么也没有。那耳畔到底是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