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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当时会忘了脸麻，刚扎完也能舒服一会，但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眼看耳鸣越来越厉害不算，右侧脸部肌肉毛孔大了，也暗淡无光，明显有些萎缩，一个脸却泾渭分明。我本来很喜欢拍照，可是看着拍出的照片表情越来越不自然，笑容越来越僵硬，好像有点绷着，还真是有些烦恼，原本就不够美丽的脸也不再上相了。
电疗一段时间，症状并没有减轻，我有点怀疑私人诊所这样治疗的方法是不是合适，那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是去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里扎针的有中风的老人，也有车祸后四肢受伤的孩子，得急性面瘫的年轻人，看着让人揪心，可是像我这样表面症状不明显的病人真不多见。我第一次去随机挂了一个女医生的号，她说话柔声细语，扎针也没有太大感觉，但几次拾针后手脚扎针的地方都冒出血，严重的一次淤青了很久。一想起在她那里扎针就有恐惧心理，看来有些活真是不适合我们女人干的。同样都是针，绣花针适合女人，针灸还是留给男人吧。转移到一个男医生那里，他很热心，每次都要前后询问很多，他怀疑我是不是颈椎有问题，压迫面神经和听神经，要不然为什么扎针不见效呢？我也听朋友说脸麻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她的一个同学就是常常觉得半边身体麻木，去医院检查果然被诊断为颈椎病。我的工作就是天天坐在电脑前，一动也不动直坐到下班，倒是有可能引起颈椎病，那就赶快检查，对诊治疗，将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
遗憾的是做了颈椎X光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在全家陪着取片时无聊中让儿子测了视力，倒发现他的眼睛近视到早该戴眼镜了，一边100度，另一边400度了。每次警告他玩游戏别太久把眼睛弄坏，我和他爸爸的近视眼本来就担心会遗传，他总是扭头嘴角上扬笑得露出酒窝，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证明自己视力很好，就像小时候那样是为了证明他没瞌睡一样。真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看黑板的，眼镜配上，漂亮的大眼睛、长睫毛被遮挡在镜片后面，真是有点可惜的。
不是颈椎的病，那就还是面神经的问题呗，一本病历都快写满了，无非是“面神经麻痹”，中药方我都快背下来了，我算是领教久病成医是有可能的。尽管医生会让实习学生写“症状比前次有好转”，但我自己知道还是老样子。除了隔一天一次针灸，辅之以每天吃汤药，中药熬到后来老公有点不耐烦了。吃那么多药也不见什么好转，中药就先停了吧，针灸还是时不时继续。热心肠的医生有点束手无策，他建议我不妨练练气功或者太极拳，舒经活络，也许会有帮助。我倒是想练啊，问题是那功夫有点太慢呀。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四）
去医院次数多了，我发现最权威的专家是需要排队的，而且时不时还不出诊，不是去开会就是去讲学了。我不妨也凑个热闹试试，没准就碰见神医了。医生看了我的病历，听我自述了病史，倒也没说太多，那就继续针灸“试试看吧”，他说得比较谨慎。扎了一段时间，医生自己先憋不住了，“你这病有些奇怪，按理面神经麻痹3周之类必有症状，嘴歪眼斜，可是你这么久也没有症状，从没遇见你这样的病人。”说得我自己都没了信心。从冬天到春天都在为此困扰，天气转暖刚觉得好一些，下大雨时被冷风一吹，又麻麻的了。因为脸不舒服，天气也总是反复无常，所以感觉做什么都没有兴致。真盼着天气什么时候转好，我的脸也可以恢复正常。可是天气真的转好了，我的脸依然是麻木的。
这期间单位组织每年例行体检，做过CT检查，也做过据说挺高级的彩色多普勒，除了说右侧脑部血液流速有点过快，什么问题也没有，那真是奇怪了。针灸治疗断断续续，有病乱投医，我还去过人民医院做理疗，甚至想试试高压氧舱，被老公阻拦了，别什么都试啊。一个同事介绍了一个江湖医生，说治好了他妈妈多年的耳鸣。老公不以为然，我却觉得不妨一试，跑遍了全市的医院也没有治好，这对我当然是仅剩的一线希望了。这个在家里治病的医生除了给我注射了天量的激素外，一次诊疗300元，还建议我吃同仁堂出品的牛黄安宫丸十颗。这个药我从小是听说过的，大哥家的孩子得病毒性脑膜炎就用过这个价格昂贵、包装精美的神药，但也回天乏力。再次听说是因为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火车翻车事故，几乎已经宣告不治，辗转国内治疗，据说用了牛黄安宫丸奇迹般地苏醒，让神药更加闻名遐迩。我吃了四五颗，就被我学过生物的老公斥为“兽医”的药方，停了药。静下心想想，这药的确和我的耳鸣耳聋、面麻是风马牛不相及，再神的药也不可能包治百病。
07年春天在北京进行了3个月的党校学习，我的针灸治疗又转战首都。无意间碰到的医生竟然是从兰州军区调往首都的军医，著有专著《生命空间论》，据说给很多部队首长做过保健的。他应邀给我们做了保健讲座，我听得晕晕乎乎，但依然期望是碰见神医了，简直像他乡遇故知啊。他判断我的病灶还是在颈椎，他的针灸和一般医生不同，不是在手脚、脸和头部穴位扎很多针，而是一支在虎口，一支在手腕，仅此两针。针比以前所见的更粗也更长，一针扎下去，感觉整个胳膊都钉在桌上了，像抽筋的感觉，完全不能动弹。我有个非常瘦弱体虚的党校同学，也和我一起忍着班主任的白眼逃课去扎针，每次我都担心她的细胳膊会不会被扎透啊。
去北京之前其实我的右侧听力已经基本丧失去，以前习惯用右耳接听电话，逐渐发现听不见了，当然不是电话的原因。虽然一侧听力肯定不好使，但也还能勉强应付，只是定位不灵，身体平衡性也有点差，原本就笨手笨脚的，时常下车后会摔倒。5月底毕业时同学非常关切我这个有点奇怪的病，这么年轻怎么会一边失聪呢，脸色也不如前几年见面时滋润水灵了？有热心同学给我推荐了专门的北京面神经研究所，在那里做了检测，“看，左右眉毛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这就是典型的面麻，用我们这的特效药没问题的。面麻治好了，听力自然就好了，你这是面神经压迫听神经所致”。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一看敷的药膏像泥巴一样从头糊到脸，药膏每晚还要蒸，觉得我好像没这个耐心，还是选择用擦的水剂吧。一小瓶止痛水80多元，一个疗程12瓶，成分是人参、姜和酒精。我把一瓶送给了朋友得急性面瘫的女儿，她的病来得快去得也算快，打针、输液基本痊愈，她还担心用这种刺激的液体搓脸会损伤皮肤呢。呵呵，我的脸早已不是细皮嫩肉，就不用担心损伤了，只要不麻得难受就行。用完北京买来的原液，老公在家自己配制。可口可乐的绝密配方是天大的秘密，后来居上的百事可乐不是也差不多吗？何况我们用的主要原料还是产自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呢。
我所有的治疗都像做了实验，病情没有根本好转，面麻日益严重，听力越来越吃力。平时交流还勉强，开会时听领导轻声讲话已经非常费力了。08年不得已配了西门子助听器，1800元的入门级，感觉倒是清晰多了，那就这么凑合吧，听不到领导吩咐会误事的呀。其实早在06年我很不甘心地在人民医院找到五官科主任就诊，很想知道听力究竟为什么下降时他就建议过我配戴助听器，他除了让我做电测听之外没有做任何检查，直接就说我这样听力下降没什么原因，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在隔壁定点厂家佩戴助听器。那时戴上助听器倒还是能听清的，于是也心存侥幸，觉得还没衰退到耳聋眼花的老太太的地步吧？
08年底去北京出差前办公室同事说他做儿科医生的老婆有个同学在北京协和医科大读博士，正好在协和医院耳科实习，不妨去那里找她的导师好好看看。去了才知道首都医院的专家挂号都是提前预约的，难怪会有黄牛高价卖号给外地人。一大早去医院按照预约条挂号，抬头看黑压压的门诊挂号处的通告栏已经全是“无号”，很多托着行李的外地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哎，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说得一点没错。首都专家不亏是见多识广，干练的女医生一听我的症状就说“你这么年轻不应该一侧听力失聪的，最好做一下耳道核磁确诊。”她很耐心地听我说病史，认真做了病历记录，也开了检查单，我一听做核磁要几天后才有结果，可是到年底是银行工作最忙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因为自己的身体在北京耽搁呢？医生说“那没关系，核磁回你们那里也可以做，做完核磁再排除病因。”她接诊完已经中午12点半了，虽然疲惫但没有一丝懈怠。想想我们当地的医生上班来得晚走得早，我经常11点半前赶到医院会扑空，除了中医口述让实习学生书写病历，西医连病历都懒得写一行，只知道开药。第一次在北京就诊，感受真是不一样，难怪全国患者都要往这里拥。
可遗憾的是我竟然一忙就是半年，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做核磁排查，所以迟迟不知道病因。
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五）
2009年6月初，我出差去杭州开会，借机和杭州、大连的党校同学相聚在西湖之滨的汪庄，畅叙友情。大连同学送我一支非常精美的黑管金色花的兰蔻口红，杭州同学除了尽地主之谊，送给我们丝绸包裹的精致茶叶以及满满当当的杭州特产差点让行李超重。我们虽然只是3个月的“同学”，但在完全脱离工作、离开家庭的世外桃源里，老夫老妇聊发少年狂，结下的是重回纯真年代、依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醇厚友谊。会后参观了胡雪岩故居，在红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