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自己- 第15部分

虽然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不过他当时还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劳力。他帮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回到十几里外乡下的家。我记得我们进门时，院子里摆满了连杆挖来的大蒜，已经晒得有些发蔫，正好可以辫成串的柔湿度。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累得满脸通红地辫着蒜串。她除了道谢也顺便问我俩的考分，我妈一听完就替我自卑“怎么我姑娘的分数比你低几十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考的是理科，多一门生物，所以总分本来就多五十。我妈这才放下心来。哎，无论是我妈还是我本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看着有点浑不吝的家伙，就帮我驮了次行李，竟然在若干年后把我娶到手，说缘分也许好听点，说是“放长线钓大鱼”大概更加贴切。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帮爸妈在地里干活，还帮妈妈辫完一院子的大蒜，也拿着蒜和菜去城里卖。我可没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么自卑，卖东西看见熟人都吆喝不出声。大概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背上书包是学生，放下书包就是农民吧，我一直比较坦然，从不遮掩我的农村出身，也不以劳动为耻。（我的好朋友多年后埋怨我可害苦了她，她以为所有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朴实，没想到碰到很多“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事，让她一点都不知道设防。哈哈，一把指头还有长短呢，绝大多数农村人还是很朴实的，毕竟是长在地上的嘛。）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在麦地里割麦子，三个业余农民干活也引得村里人打趣“孩子她爸，你怎么让两个姑娘娃在地里干活呢？她们还是学生娃吗？”爸爸说“嗨嗨，老大分家了，不让姑娘娃干活再让谁干呢？学生娃回家也得劳动锻炼”。我和弟弟拉上满满一架子车菜去学校附近的市场卖，买一根冰棍都觉得很奢侈。偶然见到同学的父母或奶奶，我也没有躲藏，主动给他们送一点，自家种的菜不值钱，我们同学可是有几年的交情呢。有时候卖完菜我会让弟弟拉着架子车回家，我去老师家送菜，没准还能蹭顿饭呢。

其实干活倒是让我忘记了担忧，偶然在燥热中会也觉得空虚难捱，神经近乎崩溃，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录取通知书。有一天爸爸去城里办事，顺便让他打探一下消息。我和妈妈在白菜地浇水，等轮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妈妈让我先回去。我进屋时爸爸笑着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真的吗？是哪？爸爸竟然说“大连海运学院”。不可能，我感觉顿时跌落冰窖里，我没有报那样的志愿啊？就算我的成绩再不理想被调配，那也得是我报过的那些学校啊。那录取我的专业呢？爸爸说是“海底打捞”，亏他编得出啊，这个笑话也一下露馅了，我是文科，不可能有那样的专业的。看我失望的样子，几乎急得要跳脚，爸爸哈哈大笑着，凑着昏黄的灯光，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关系我命运的通知书），封面上还印有圆圆的校徽，信封里夹着几张牛皮纸的行李托运签。我的大学梦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悄然实现了。后来听学校老师说我爸在拿到我的通知书时手都在发抖，可他回家竟然会和我开那样轻松的玩笑啊。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

（后记：9月4号入学前，离家附近的铁路发生了塌方事故，车堵了一周。家人不放心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找来找去，姑父竟然找到一个要去复旦进修的老师，把我托付给他。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姑父看到另一个贴着复旦标签的行李，也找到了行李的主人，把我们拉在一起做了介绍。家人把我从车窗里推进去，车厢里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金鸡独立。站了六、七个小时，那个同行的男同学用了两个小时挤到我跟前，说家里在前面的站买到座位票，让我去轮换坐一会，我就这样来到当时还破破烂烂的上海老北站，被热情的校车接进美丽的复旦园。）

　体检归来

早上参加单位体检，我被特别关照做左耳道核磁项目，时隔一年检查一下我脑袋里0。5毫米的神经瘤发展得如何。坐在检查室外面等候，看到被几个人连裹带抬，用被单包进去的病人；也看见坐在轮椅上突然掏出面巾纸掩面痛哭的病人，我不由得想起我09年6月在上海华山医院做右耳听神经瘤切除手术的情景。

说起来我做的开颅手术算是我40年人生中的大事，我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妈，也没有一个人会告诉她，怕她会想起我二哥76年在北京天坛医院治疗的伤心事，二哥因为脑袋被飞落的砂轮打得脑浆直流、命悬一线，在鬼门关苦苦挣扎半年。对我来说两年时间过去，好像已经有点云淡风轻了，我偶然会用手去摸耳朵后面已经平复的伤口，去揉一下有点轻微滑动的那块头皮，要知道那下面可垫着块钛合金板，价值近万，而且是自费项目，进口材料值钱着呢。嗨嗨，说不定我以后老了，死了骨灰火化会烧出舍利子之类吧？（是不是有点不敬？）

有多年未见的朋友问我手术之后脑袋变形了吗？哈哈，怎么会呢？虽然是脑袋开瓢的大手术，但是在显微镜下面做的微创手术啊，从开颅、止血、切割瘤体、剥离残体到缝合，都是精细的流水线操作。至于手术的后遗症嘛，用我一个朋友老公宽慰我的话，“就当做了一次失败的整容手术”，多睿智的比喻呢。看来大家对开颅手术真不了解，我真应该再回顾两年前那个突如其来的祸事，好好说说手术前后的事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这话我们大概都听说过，但当真正的天灾人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之前，不会有切实体会，也许就像英国绅士见面先说天气一样，明天的天气是下雨还是天晴，到底要不要带伞这样轻松吧？

我前面说过，我从小就比较皮实，虽然我连抽血、打针都不敢看，但这个手术真没把我吓倒。

其实我这人心理素质很差。举个例子，上初中时因为身高比同龄同学稍高，于是“筷子里边拔旗杆”被选拔到校田径队参加全市运动会少年组比赛。农村出来的嘛，别的技巧项目咱不会，死力气有的是。可是悲催的是，尽管我平时私下练习铁饼随便一扔20米，但一到赛场上看着旁边观众围成的三角墙我就紧张，我也知道人家没人认识我，没人把我当回事，但就是不敢抬头看两边，施展不开手脚，最多扔16米，别说老师失望了，我自己都很沮丧，不过就那点成绩我当时竟然也拿过奖呢，占了年龄小的便宜。我真的是俗话说的“门背后的光棍汉”，上不了台面的。况且我是个不太自信的人，也害怕被别人关注，所以公开场合几乎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媒体用“气定神闲”描述站在高高跳水台上的伏明霞，简直服气得五体投地，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气定神闲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啊！

说到心理素质这事，我真的是很佩服杂技演员、竞技运动员等等，在发令枪响或者赛点的那个瞬间，我们旁观者都会紧张得手心出汗，坐卧不安，别说强大压力下的当事人了。因此，当刘翔在北京奥运上面对亿万观众的热望选择痛苦退赛时，我一句也没有抱怨他怎么不拼死为国争光。想想我自己那点芝麻经验，我觉得太能理解他了，他带着伤呢，如果万事俱备的话，13秒左右的距离对他算什么呢，光赛场上的热浪和呼吸都能合成一股东风，把他吹得飞起来的了。刘翔再风光咱们也别眼红，运动员那碗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心理素质的事，我中学住集体宿舍，一旦有人东西找不到，我就开始脸发热，好像人家在怀疑我。不过说到找东西，不知道是有第六感还是记忆力好，我经常会如有神助地在他们眼皮底下、脚底下找到他们翻来翻去掘地三尺也没找到的东西，这个绝活现在也在我家施展。如果连我都找不到的东西，那大概就真的是无影无踪了。

噢，还想说，看到张爱玲的《小团圆》开头我就被吸引了，因为她描写的考试的噩梦实在太亲切了。几十年来虽然过关冲卡（不是斩将，我从来不以挤掉别人或踩着别人往上走为荣），我的成绩也算不错，但我真的是被考试烤糊了。我至今还会经常梦到在考场上抓耳挠腮，竟然没一道会做的题，看着老师不满的眼光，身边人低头答卷的影子，眼看交卷时间到了，我焦灼地从梦中惊醒。啊，总算又解脱了一次。

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我真的是心理脆弱的人，不过我为什么没有不堪一击，大概是因为我还有点迟钝，反应总是慢一拍，所以在没觉得天要塌下来之前就先木了。

有朋友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没那么快有结果的呀。我们是集体体检，还有很多人没检查呢，不知道结果猴年马月能出来。我也没上心，我是例行检查也不太着急，反正瘤子应该还小，长得也比较慢。我现在该注意的耳朵都没办法，瘤子就顾不上了，让他慢慢先长吧，反正迟早还得再手术。

不知道换了别的人，像我这样遇到右侧耳聋、一次开颅、术后面容尽失（算不上花容）、左侧即将失聪，再一次开颅会怎样。在前年刚知道患听神经瘤时，有很多朋友说佩服我的坚强，那时我会暗自落泪，后来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坚强还是麻木了。听神经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一，而双侧听神经瘤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三啊，我中了一次“头彩”，看来还得再来一次。

体检回来，单位小妹妹偶然瞥见我手上贴的因为做核磁打加强针留下的胶布，她知道我听不清，所以不是随口一问，而是特意发信息问我“怎么了，是不输液了？”我为她这么细心、贴心的关怀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真得想一想，好好说说我做手术的事，也以此感谢那些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关心和安慰、鼓励和支持的朋友。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

　初入复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