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的粮票里有半两的粮票，我看到上海人买点心竟然不是一次买一斤，而是可以买一个两个，不能不佩服上海人的精细。我以前吃过的香蕉是爸爸舍不得吃偶然带给我们的一个两个，表皮乌黑，因此我一直以为香蕉皮就是黑色的。在上海见到新鲜的香蕉橙黄橙黄，甚至有的还发绿，我才纠正了这个错了很多年的观念。我还知道我最爱吃的蒜薹在宿舍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但叫法和我不一样，管它叫蒜苗，而且嫌它有味道；而我叫蒜苗的东西她们叫大蒜，我叫大蒜的玩意她们叫蒜头。东北同学说的地瓜，我叫洋芋，而南方同学叫土豆。我还知道不仅我们各省的方言不一样，浙江省几乎是隔几十里就有一个方言，同在一省的厦门和福州竟然属于两大方言语系，我的同学就很自豪地同时会说这两大方言。哎呀，南北交融真的是有点好玩啊。
有一段时间我和咸阳姑娘倩、遵义姑娘静这三个来自偏远小城市的女孩时常结伴，好奇地在学校角角落落溜达，先从熟悉各教学楼的位置开始，免得下了一节课再去另外一个教学楼找不到教室。我们在学校后门的水果摊上讨价还价，我问香蕉可不可以买几“齿”，大把香蕉长得不就像一排巨齿吗？“哇哈哈呀”，没等摊主答复，静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小齿齿呀”，此后因为这个典故她可没少取笑我。
初入校园还有个重要节目是会老乡。在宿舍呆着，总有成帮的老乡会找上门来关照着我这个新同学，有时候甚至还有外校的老乡在一起串。我也跟着去过同济大学，发现“吃在同济”、“玩在复旦”还是有些道理。在和一大帮男老乡闹闹哄哄会过几次之后，我失去了兴趣，但是认识了高我一届的新闻系师姐琳。这个说话一句一顿、温柔如水的女孩就从老乡变成了朋友，也是我工作后联系最密切的复旦校友，我和她的友谊在复旦园生长，在复旦园外一直蔓延。
初入复旦（二）
当然，作为新生我们也关注校史里光辉的名字，了解“旦复旦兮，日月光华”的来历，知道相辉堂的命名，景仰仍在学校的名师，也随时关注食堂前的海报，提前去3108大教室占座位听听公开讲座。说到海报，我想起当年班上一个彪悍的沈阳女孩想组建个女子足球队，她贴了个豪气干云的招募启示，画面简单，就是一只高跟鞋踩着个足球，LOGO就一句话“复旦——在我们脚下”！这是我对吸引眼球最初的认识。不过如此启示没有募来几个温文尔雅的复旦美女，足球队终于没有组建起来，复旦仍在我们脚下扩展，但不是被“踩”在脚下。我倒是在想啊，如果国足有点“中国——在我们脚下”的豪迈，或者“中国——在我们脚上”的敬畏，也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吧？
讲座里印象很深的是见到电影演员秦怡，这个银幕上的绝代美人，已经有点迟暮。她稀疏的头发做成小卷贴在头上，有点发黄。说话柔弱，举止优雅。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原来名人在他们光鲜的外面下竟藏着远比常人更多的坎坷和辛酸啊，她说到智障的儿子时落泪了。当时初露锋芒的谢百三还是个年轻讲师，但复旦学生并不是只看虚名不重真才的，他的讲座格外受到热捧，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走廊外面都挤满人，连我这样没什么经济头脑的人，竟然都凑过很多次热闹。他对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调研，是非常生动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枯燥理论新鲜多了。（前一段他来我所在的城市讲课，我老公回来感叹谢教授确实是牛人。他从下午2点讲到晚上7点，本来预定是5点的。中间不停地喝水却从未中场休息，口才真不是一般地好！我想那和他在3108的历练不无关系吧？）
那一年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相辉堂前草坪上疯狂的音乐节，3108教室激情四溢的诗歌朗诵，还有复旦剧社演出的奥尼尔的《天边外》，年轻的心从此驿动。电影《红高粱》的观感也让我吃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啊，那浓烈的红色、静谧的蓝色，让人窒息的高粱地、满屏幕巩俐露出虎牙的特写，以及那个苍凉的月牙门带来的视觉冲击让我震撼，简直不可思议。我竟然连看了三遍，意犹未尽，其中两遍是和班上一个女同学散场后躲在厕所，又继续站着重温了一场。
说到诗歌朗诵了，我还有些题外话。诗歌当时还处在它的黄金时代，我们提到校园诗人、诗社社长许德明、陈先发、傅亮等等都是非常崇拜的，诗社的油印刊物也是我们喜欢的，甚至诗人的浪漫爱情故事都是我们好奇的童话。我记得我是听了诗歌《两个人的车站》的深情朗诵才去找电影看的，也由此爱上苏联电影的深沉、静谧与宏大。题外话是我本来一心是想学中文或者新闻的，但在填报志愿时，我鬼使神差地放弃了当时非常热门的新闻专业，选择了比较新的国际经济法。等入校从同乡那里听到的消息才让我万分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去当炮灰，不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和我同时从甘肃考入新闻系的男孩其实一直在复旦附中就读，只是回父母工作的兰州、他的户口所在地参加了高考（那时候不说高考移民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新闻系那一个名额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后来继承了诗社社长的衣钵，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我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头发花白、日理万机的校友，他已经是**传媒的总裁，典型的成功人士了。
我前面其实只是讲到一些比较直观的感受，我一直有些体会今天一并讲出来。我当时考上复旦后我好朋友的姐姐羡慕地说“简直做梦都想去复旦啊！”我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啊。出了校园，甚至在公交车上别人听到我们是复旦大学的，眼光立马充满景仰，上海人是很认复旦的牌子的。不过我这个中学同学眼里的牛人，到了这里，才算是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在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丛林里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得要钻进地缝去。我的24个同学几乎个个来自全国的重点中学，好多学校的名字是我在《作文通讯》里早都熟悉的。班上甚至有曾在美国高中交流过一年的复旦附中优秀生，这个成绩好得不太真实的男生一直是大家的榜样，他在其他方面也堪为表率。他后来的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我们开玩笑老师看得不会发晕吧？还有从上外附小一路上到上外附中的同学，她听一遍英文歌曲就能抄下歌词，甚至用英文写诗、写小说，原版书对她算什么呢？后来班上还有一个从美国大学退学回来的同学，她逆潮流而动的选择让她闻名遐迩，她在上海《青年报》上的专栏“我从美国归来”引来雪片般的邮件，一度我们的邮箱都被她的热情读者塞满了。超牛的同学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的自卑感是从英语课开始的，上中学时尽管英语老师会给我看他订阅的《CHINADAILY》，我倒可以翻着字典可以看，但没有听说训练，都是“哑巴英语”。第一堂英语课，矜持的美女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她的名字“王裴”，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只给我带了一学期的老师的姓名，是因为那是她在一节课里唯一说到、写到的中文，整堂课我都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后来每次上课我都只是好奇地欣赏这个从不穿重复衣服、梳重复发型的美女，英语课成了我唯一害怕的课，我的英语成绩甚至比高中水平都倒退了。我也去地下听音室借磁带逼自己上进，但除了喜欢上英文歌《忧愁河上的金桥》、《乡村的路》、《月亮河》、《今夜你是否寂寞》等外，听着《走遍美国》这样的听力磁带没多长时间就趴桌上睡着了。
从英语水平分级之后，自卑感逐渐滋长，大学生活其实开始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以后做什么都有点缩手缩脚，对“天之骄子”这个词没有一点体会。倒是我在普通高校或者大专读书的同学找到“如鱼得水”的感觉，自信满满地从学校走到社会，什么都敢想敢干，一直会把自己当个人物。不过我虽然自卑，但从未后悔和那样一些优秀的同学为伍，就算我不是块玉，那也是“近朱者赤”。每每想起我的那些同学，我会时时提醒自己什么时候都要认清自己，什么时候也不要因为不明真相的人吹捧而忘乎所以。
我真正融入复旦生活还是从系运动会开始的。上中学时班上有很多擅长体育的学生，当然轮不到我这样的上场，可是大学班上只有25个同学，还好多豆芽菜体型，他们也都抢着选了最简单的百米跑、扔铅球之类。说实话百米跑这种爆发力强的项目我也不敢参加，我总是比较迟钝，发令枪响同学都冲出一米了我还没回过神呢。每人要选两项，最后我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和决绝，报了没人选的800米和3000米，随便去跑吧。教民法的姜老师是个头发花白的东北老头，非常和蔼，象他的名字一样宅心仁厚，他关心地提醒我“傻丫头，你不能一下午跑两项长跑的，明天该腿疼了”。可是我已经报了呀，总不能打退堂鼓吧。我第一次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使出全身力气，在还不太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呐喊助威声中冲线，他们告诉我“你简直太伟大了，3分08秒破了系记录”，哇，我一下子让同学记住了我，他们差点以为我是体育特长生呢，哪知道我也是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这个潜力。在草地上同学帮我按摩了双腿，休息了10分钟，我这个来自西北的像铁人一样的姑娘又开始了3000米的比赛，得到第二的成绩。“姜还是老得辣”呀，真应了姜老师的话，我第二天果然下不来楼，幸亏第二天是周末休息，饭菜都是同学捎的。那天宿舍同学第一次拍了张合影，留下了7张刚刚融入大学生活的青涩面孔。
此后4年里我每次都得参加系运会、校运会的比赛，平时从不训练，跑前吃块巧克力，拔腿就上场，耐力这玩意大概是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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