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自己- 第2部分

我想妈妈一定是安然的吧。

次日起床打开窗，阴雨瓢泼，气温又下降了，不像五月天，我想着在老院里的妈妈，要戴着草帽、拄着拐棍才能从南面的卧房挪到北面的厨房，湿滑的石阶不会绊倒她吧？但是想到满院缀满雨珠的花树，不管是李树还是杏树，樱桃还是石榴或者葡萄，不管是竹子还是沙枣，还有丁香、木槿、红梅、腊梅、榆叶梅、牡丹、芍药，从夏开到秋的月季……每一棵爸爸妈妈一起辛苦栽下的树，以及爬满院墙的爬山虎，它们有福了，不用等妈妈一瓢一瓢地颠着小脚去给它们浇水了。想着空寂的庭院不会再寂寞地长出荒草，那些花儿不会再开得东倒西歪，我心里说不上是欢喜还是忧伤。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耳朵听不清的日子

听力开始下降的时候，好心的大学同学介绍熟人带我到上海五官科医院专家门诊就诊，一个30来岁圆圆胖胖、油头粉面的男医生看了看我的外耳道，没有受过外伤自然是好的，那为什么听力会下降呢？右边是因为听神经瘤，手术前就听不见了，左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医生斜靠在门上摊摊手，“这很难说的呀，你现在总还可以听见自己说话的吧？”看着他那样无所谓的样子，听着他的油滑腔调简直不像个治病救人医生啊，还是熟人介绍的专家呢。简直是笑话啊，人难道会听不清自己说话吗？那不真变成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吗？我说“现在当然还能听清自己说话了”，“那么好唻，只能这样维持了，实在听不见了就去试试人工耳蜗吧”。什么检查也没有再做，我就这样被打发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会有听不见自己说话的一天，那是多么可怕而奇怪的感觉啊。

“维持”了日渐衰弱的听力一年以后，再好的助听器也发挥不了作用。儿子拉小提琴的进步越来越得到他爸爸的点头首肯，但是对于我，真的就是“锯木头的声音”了。他们听的古典乐曲对于我几乎是不存在的，我看见音响上的灯亮着，就知道他们是在“听音乐”。我曾经喜欢的FM98。5调频广播也好，欧美金曲也好，猫王、卡朋特、蔡琴也好，罗大佑、童安格、许巍也好，曾经触动心底的声音已经永远停留在记忆里，熟悉的旋律已经离我越来越远，连看电影都又退回到默片时代。待到我已经不能分辨细微的声音，再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才惊异地发现之前从未注意的细节：每一种微不足道的声音在她笔下都是那么贴切生动、充满灵性。

有一天做梦我好像听不清了，惊醒过来我对老公惶恐地喊“我怎么听不清自己说话了”，老公已经习惯了我这个半聋子咋咋呼呼，他翻身睡过去了，我下床叫儿子上学，才发现这真是托梦呢，我只能感觉从喉咙里喊出来的气息，却真的听不清自己说话了。

我知道我大声说话的声音一定划破了空气，可是我看不到它的痕迹。后来的日子，我已经习惯了不知道人家对我说了什么，我只是看着嘴唇在动，有一些吱吱啦啦的声音，却不能会意，我不是“装聋卖傻”，而是真的因聋而傻了。这样尴尬的场面越来越多，我只能摇头或者点头，或者报以无声的微笑。只有在梦里，一次一次我竟然听得清我熟悉的人在和我说话，那么真真切切的。可是即使在梦里我都保持着深度的清醒，总会纳闷“咦，我怎么又能听清人说话了？是耳朵时好时坏吗？”一次次惊醒过来才知道那真的是美梦而已，我是再也听不清谁说话了。

我不甘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听不清了，辗转来到北京同仁医院，在那里遇到的医生起码让我知道我为什么会止不住地听力下降。我依然是托熟人挂的耳科专家门诊，女医生很负责地用纸笔问了我很多问题，看了我以往的病历和片子，也很详细地书写了这次的病历，这是我以往求医中是很少遇到的。我老家的医生们总是漫不经心地问两句，提起笔刷刷开一些昂贵的“调理”药，病历都懒得写一行，也不理会你的痛苦和还没有说完的疑问，马上面无表情地扭头开始喊“下一个”。写完病历她建议我去看片中心找专家看看我拍的片子再会诊。听力不好使的我出门在噪杂的公共场合就像个无头的苍蝇，顺着别人的手指方向总算七拐八拐找到看片中心。迎面在走廊里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白发老人，手里拿张片子从一间屋子刚出来，我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凭感觉他应该就是个看片的专家吧？我的感觉是对的，我说了我的来意，他仔细看完我做听神经瘤术后复查的片子，在纸上写下“我怀疑另一边也是神经瘤”，我瞪大眼睛表示怀疑，怎么可能呢，听神经瘤的发病率是三十万分之一，我已经中了头彩了，怎么可能另一边对称长呢？好事才需要成双的啊，肿瘤什么的就免了吧。我告诉他我术后复查的片子不仅老家神经外科主任看过，拍片中心的主任看过，我还专程带到上海，请给我成功开刀的医生看过，都说“没有问题”的啊。他很和蔼地看着我，在纸上写着他的分析，“右侧术后状况，左侧耳道占位不清”，能看出他对我这素不相识的患者表示的关注和同情，他很坚定地在“怀疑”下面画了两个圈，重申他的判断，建议我在同仁医院再做一次耳道核磁，他分析我这个年龄不会无缘无故听力下降。我在同仁做的核磁片子证明老专家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真的是火眼金睛啊，专家就是专家，不服不行。

听神经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一，而双侧听神经瘤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三啊，我中了一次“头彩”，看来还得再来一次。尽管我很无望地面对双侧前后长出听神经瘤的现实，看来我的榆木脑袋真像朽木适宜蘑菇的滋长啊，这真应了“祸不单行”的老话，不过我心里依然涌出一些暖意，首都老字号医院是让人信得过的，起码我感受到了一个医生应该有的素养，我以前遇到的很多医生不仅是缺乏医术，更加缺乏医德吧。我再没有见过那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老专家，后来去找原先接诊的耳科的医生，她说没遇见过我这样罕见的情况，建议我去上海新华医院找专门治听神经瘤的医生看看。上海同学又陪同我去了新华医院，医生说像我这样听神经瘤的患者人工耳蜗效果不是很好，但可以“尝试一下”。

我没有再去尝试，只能眼睁睁感觉着听力一点点失去，呈现在我眼前的世界日益寂静而无可奈何。有时候真想对着空气大声嘶喊，哪怕扯破嗓子，刺破耳膜，再感受一下说话“震耳欲聋”、“振聋发聩”的说话是怎么回事，然而我终究没有做过这样疯狂而无益的举动。除了听不清说话，渐渐在我耳边模糊、消逝的还有脚步声、敲门声、闹钟声、电话声、电视里的声音，甚至烧水壶的蜂鸣声、抽油烟机的声音……至于风声、雨声、流水声、鸟鸣声这样的天籁，都像久远的传说了。能进入我残存的左耳膜的，除了鞭炮声、身后的关门声、还有紧贴身边擦过的汽车刹车声、鸣笛声，没有一样是悦耳的，但就这些刺耳的声音，也几乎成了我和这个喧嚣的世界仅存的声音联系了。

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早市上有卖大蒜的，想着老公吃面很喜欢就蒜，尽管我厌恶他饭后嘴里的异味，但一想吃蒜有益健康嘛，还是给他尝尝今年新蒜的味道吧。我来到摊前问多少钱，其实那是例行程序，我根本听不清报价，我挑了两个，卖蒜的女人又给我添了一个小的，我问多少钱，她低头嘟唠了一句，好像听起来说两块吧，我拿起蒜，放下两元钱就走了，心里嘀咕人民币贬值也太厉害了吧，真是“蒜你狠”，3个蒜都要卖2元钱了。我一向走路飞快，尽管是在人流如织的早市，也很熟练地穿行，快走出头怎么觉得后面纷纷攘攘不大对劲，买菜的、卖菜的都向我这边路口看过来，一个男人走到我跟前挡住我的去路，我很吃惊怎么了，是有小偷吗？现在的人不会这么热心见义勇为吧？我忙扭头看包的拉链也拉得好好的呀。他只示意让我退回去，我才想到是刚才买蒜怎么了吗？我懵懂地来到摊前，那女菜贩瞬间变成了泼妇，黑红的脸因为愤怒而有点扭曲，她是在冲我吼着，这一次，就算我听力再不济，也看到她声嘶力竭地吼“给你说是3块呀”，我从包侧面零钱里摸出一张一元纸币扔到她面前，在众人的侧目中逃离，真是羞辱难当啊！恨不得骂人发泄一通，不过等我走到单位时，堵在满腔的怒气已经差不多消解下来，哎，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了，人家也不知道我长个耳朵是摆设啊，以为是碰上赖账的了。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整钞让人家去找，找回多少算多少吧。可怜我好歹算个白领，平时修鞋、做裤边我都是要额外多给人家一元的，竟然因为一元钱遭受这样的待遇，真是虎落平阳了。

冬去春来，厚衣服拿到干洗店洗好该收了，老公送去洗，我负责顺路去取。一进干洗店发现小小的柜台竟然满满当当的，有个中年男人正挥舞着手臂高声喝斥店员，店里的小姑娘委曲求全地解释着，我听不清他吼什么，当然更听不清小姑娘说什么，只见他用手指指着店员的鼻子骂骂咧咧，又戳戳摊在柜台上的一条棉布中裤，转身对着进门的其他顾客，唾沫星子乱飞地宣泄着他的不满。我虽然听不清说话，语言辨别能力很差，但戴着助听器对噪音格外敏感，像是轰鸣声一样刺耳。回家我对老公说“那人穿着挺体面，就半截布裤子都要拿去干洗，看着像个有钱人，真是财大了气就粗啊，他高声大嗓地哇啦哇啦半天，我在旁边都快被他吵聋了”。说完我又自嘲，什么快被人家吵聋了啊，是我自己的耳朵本来就快聋了呀，怎么赖得了人家呢。

有次在饭桌上，老公问我“你知道郭敬明吗？”，我怀疑我耳朵本来就不好，是不是听错了，该不会是网民耳熟能详的名字吧？“你说谁？”，老公找来白纸，看到他写下“郭敬明”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