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面对那个木讷的老师也没有任何感觉，有些尴尬，此后我让她再别闲操心了，我心中已经有人了。我结婚也是从她家里出嫁的，她就像是我的娘家人。后来才知道她竟然是我老公高中的班主任孙老师的好朋友，孙老师曾经来我家送给我六字真言“多撒娇少干活”，但时至如今我也没有学会。孙老师已经因为车祸去世了，郭姨也因病去世近十年了。但这一对说话泼辣、办事爽快、笑声爽朗的好朋友的音容笑貌还会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接收我参加工作的行长据说也已经因病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99年10月打算离开建行之前，尽管工作后慑于行长威严，我再没去找过他，但我想再离开前还是应该和他告别，毕竟我是他特别招进来的。我工作的国际业务部后来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方，省里的头头脑脑的孩子几乎把那里当成就业基地，行长的独生女也成了我的同事。我们时不时发点侨汇商场的洋货做福利，比如爱华随身听、日本虎牌热水壶等，也组织去香港“考察”。我工作了九年时间，在各个部门转来转去，总像个救火员，哪没人顶哪，哪缺人顶哪，并没受什么重用，倒是熟悉了银行各部门的工作。那时行长已经在新办公楼占据了一层的位置，秘书坐在电梯口的房间，我没有预约，直接敲门进去。依然是开门见山说我要离开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在重要的业务岗位立足，还是想再去闯闯，我当时好像还流泪了。行长大概也流露了惋惜，我要去的另外一家银行就曾经栖身在他的办公楼上，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前途未卜。
我工作过的国际业务部的老总，说起来挺有意思，我在他手下干活既不善说话，又没眼色来事，也没有背景，他也从没照顾过我。不过我结婚时都忘了给他预备回民席（他是天津的正宗回民），他还是去参加了我的婚礼，并作为主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我交给我老公，还给我送了条毛巾被。我离开建行时他早离休了，但是后来在一个老同事婚礼上见面，他很惋惜地说“我要是还在，我就不让你走。”我在新单位工作后有一天下班在楼下路边见到他，很感意外“您老人家怎么在这？”他呵呵笑着说，没啥，就是想来看看我，看能不能碰上，我当时感动莫名。尽管他没有重用过我，但在走后还这样惦记我，这份情，我领了。
姜叔简直就是我工作的贵人，我无意间被他引荐，找到第一份工作，又被他引荐，找到现在的工作。99年9月的一天，下班在路上正好遇见姜叔，他那时是委托贷款处的副处长，正好负责我现在工作的银行的委托代理工作。他说“你工作的国际部高干子女那么多，你也混不出名堂，这个新筹建的银行你想不想去看看？”我都没听说过这个银行，尽管那时还不到30岁，但已经工作了9年，我觉得未来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底，就等着在这里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呢？姜叔让我写份简历，他带我去见见筹备组的领导，我说我在这工作得好好的，我又不是去求职，干吗要写简历？我没写过简历，也不会写简历，觉得也没必要写简历啊。姜叔拿我没办法，说好哪天带我先去看看，行不行再说。有天下午他带我去了新银行的筹备组，不多的几个办公人员都忙忙乱乱，领导和姜叔很熟，笑容里有点不怒自威的表情，他大概听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非常傲气地说“不瞒你说，想来我们这的人多得是啊！上至国务院领导，下至省上领导，多少人都打招呼，但我就一条，只录用德才兼备的人。”我其实也没想一定要来，只是鉴于姜叔的热心来看看，就这么见完面我都快把这事给忘了。国庆节还带着儿子赶去上海和宿舍同学聚会，看看他干妈，回来后还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考完试的傍晚，刚进家门还没歇口气呢，非常突然地接到陌生的电话（那时候没有小灵通或者手机，是家里的固定电话），说他们找来找去，觉得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是最合适的人选，通知我晚上在新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个聚会希望我参加。我就这么走进了现在工作的银行大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历程。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吴先生（一）
吴先生是我父母家人对他的尊称，也贴合他香港同胞的身份。吴先生是我大学宿舍里福建同学的舅舅，他们是印尼的华侨。我同学家人后来定居厦门，吴先生定居香港做药材生意。
吴先生个子不高，身材适中，典型的国字脸。他有些慈眉善目，非常爱笑。头发不很茂密，但梳理得纹丝不乱，露出宽阔而发亮的脑门，一看就是过着优渥的生活。他早年学医，又从事药材行业，所以身体看起来保养得非常好。尽管我们认识时他已过半百，但皮肤看着依然很有光泽。他总是衣裤整洁、皮鞋光亮，系着腰包，里边揣着他的走南闯北的细软和护照，步伐又疾又轻。我和同学会开玩笑说吴叔叔一看就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他会侧着头，非常诙谐地微笑着做出“嘘”的动作，“别乱讲哦，什么港澳同胞啊？”他有点介意暴露他的香港身份，对我们大陆的治安还是有些担心。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但通过境外新闻和亲友的经历对文革比我们那些年轻人更了解。那时候还是八十年代末，尽管巴金出版了《随想录》，再三呼吁“讲真话”，建立“文革纪念馆”，对文革的反思我们大学生也知道得并不太多，我们偶尔像听天方夜谭故事一样听他这个“外宾”讲起文革。不过他说话一点不尖锐，大概深谙“和气生财”的道理，说到生气的地方大不了摇摇头叹息几声，马上就露出笑容岔开话题，“我们说点高兴的事情好啦”，他从不讲和他的身份不符的话。他对大陆的各方面情况都很熟悉，经常孤身一人出门在外，小心谨慎、不显山露水真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吴先生每次来大陆顺便到上海办事看外甥女，除了同学高兴舅舅又来了，我们也像过年过节一样。他没有孩子，对外甥女视如己出，除了给我们宿舍姐妹带各种精美礼品，还会带我们这帮穷学生开洋荤，让我们宿舍倾巢出动，相伴去高档酒店开开眼界，奢侈地美餐一顿。我在老家本来就没什么机会吃鱼，在学校食堂偶然吃到带鱼，在高档饭店吃饭，我才知道他们沿海人是供奉妈祖的，吃鱼的时候忌讳给鱼翻身，因为那有翻船的不祥之意。我们一边有些贪婪地享受着美味，一边咂舌发窘，为一顿饭吃掉几个月的伙食心疼不已。吴叔叔看着我们的样子会哈哈大笑，“哈，小姑娘不要这样的啦。人生就是这样嘛，既要能够吃苦，又要知道享受才好啊”。
在席间吃到高兴处，吴叔叔总会和甥女聊起苏拉威西岛的老家和亲戚，有时候会陶醉地轻声哼起“星星索；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
船儿呀随着微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从他们的谈论和他的歌声里，我可以想象留存着他们家族记忆的美丽海岛，以及他们几乎遍布世界的血浓于水的亲缘。
吴叔叔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普通话还算标准，但也叫不真我的名字，总叫成“晓燕”，我一笑他的港腔，他就自我解嘲“哎呀，张小燕是特别有名的台湾综艺节目主持人啦”。我那时候没看过台湾电视节目，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著名主持人。他好像真给我们看过他和这个美丽的宝岛主持人和一些香港娱乐名人的合影呢。香港，香港，咋就那么香呢？同学会撇撇嘴，“哇，老舅，你怎么又开始显摆了哦”。他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名人合影，也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好像挺得意地说过“我年轻时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台湾演员柯俊雄呢”，别说，看吴叔叔的五官，年轻时应该是美男子的。我那时心里真的好羡慕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见到偶像歌手童安格、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和齐秦呢？那时候大陆对于这些港台明星还是全新的市场，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若干年后，童安格会定居大陆；也想象不到在我工作的城市，已经不再年轻的我终于看到不再年轻的偶像童安格的现场演唱，就那几首老歌，“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这到底是梦是真？”（前两年我工作的城市有个执着的姑娘竟然倾家荡产追着刘德华要嫁给这位帅哥，姑娘的爸爸竟然为此在香港蹈海自杀，像闹剧一样轰动一时，真是不可思议呀。我觉得名人还是不要隐婚的好，也许会少一些狂热粉丝，但也杜绝个别痴迷的后患。）
因为宿舍只有我一个来自农村，吴叔叔对我这个淳朴的西北姑娘特别厚爱，在给外甥女带衣服的同时，也会给我捎几件时髦的香港衣服。那时候浦东尚是破旧的郊区，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上海浦西的繁华比起香港，差距应该还是很大的，南京路上的时兴商品，售货员都会起劲地用上海普通话叫着“这位小姐呀，过来看看呀，这可是香港来的新样式呀”。（那时候小姐、先生还是老上海流传下来的很正常的称呼）看到张爱玲笔下三十年代香港人到上海置办嫁妆挺不可思议呢，上海曾经有过那么时尚前沿的时候啊？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到了现在，满世界的廉价商品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的富人几乎要买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奢侈品了！香港商品再不是一眼就可以认出的了。
大学有个寒假，吴叔叔想让甥女去广西南宁阿姨家过春节，因为路途太远，他挑选我给同学作伴。同学的姨夫林叔叔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也是他们福建老乡，（我的同学姓黄，她的同乡姨夫姓林，我那时就奇怪他们福建人怎么不是姓黄就是姓林呢。同学说那我妈妈和舅舅不是就姓吴吗？）林叔叔其时在哪个厅担任领导，非常有书卷气，没有一点官架子，阿姨对待我这个陌生的孩子也特别善良和气，热心地让我品尝南宁的各种水果美味。看到街上的大榕树，我对南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