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辛苦打拼的时候，也不忍心让她去餐馆打一天零工。她在一家犹太人当老板的公司工作，她总说公司要倒闭了，可是每次问起，很多同事都走了，公司也没倒。撑过金融危机，公司依然像她说的，摇摇欲坠，却依然安稳地做着业务。
她说起和周围华裔朋友的轮流做东聚会，我想象不出她对着电脑和菜谱做出一桌菜肴的情景，但我似乎可以想象他们聚会的场面，有她这么个温润如玉的女主人，我想吃到嘴里的菜肴也别添滋味吧。她给我看她试着种植的花坛照片，阳光下的花园像她一样美丽。
我前年做完听神经瘤手术之后，等我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回到病房，麻药的劲过去，这才发现脑袋像个西瓜罩着网套，脑袋右侧的伤口隐隐作痛。我闭上眼睛甚至会出现幻觉一样，眼前像光怪陆离的时光隧道一般，五彩斑斓地变幻，时远时近。感觉头一会膨胀变大，一会收缩变小，那种疼痛无法形容。有时候真恨不得用后脑勺重重地撞击床铺止住疼痛，不过还好我是理智的，只能闭上眼睛找瞌睡，睡着了就不会知道疼痛了。在梦里，我梦见我站在高山上，看到山下身影清晰的她。我急着要从山顶下来，想和多年未见的她紧紧拥抱，我竟然像孙悟空翻筋斗一样翻下来。不过梦里是用我的疼痛欲裂的脑袋做了支点，嘣、嘣、嘣，就那么几下翻下来了。
我手术之后回到家里，很久未联系的她不知道是否也有心灵感应，竟然打来越洋电话叙旧，她还是那样和缓的语气笑着问我“怎么样？最近还好吗？都在忙什么呢？”我竟然一下语塞，我说最近不算好，做了个大手术。她很意外，没想到我那么健康的人怎么会生病，更吃惊我怎么会做手术？我详细告诉了她前因后果，她早就提醒过我听力下降要好好去检查，可是我一直就没有查处病因啊，也没太当回事。她听着我的诉说，轻轻笑语早已变成重重的叹息，不过她马上就安慰我“没事了，现在好了，做完手术应该就好起来了，最难的时候你已经熬过去了。”是啊，她的安慰总是那么妥帖。电话说到最后，她突然问我“你现在开过刀的头应该不疼了吧？还疼吗？”可爱的人啊，我都出院这么多天了，当然早不知道疼了。我给她说起我在医院的梦，我为赶着见她竟然用脑袋做支点，从山顶翻着跟斗下来。隔着万里重洋，我听到电话那端传来轻轻的啜泣，我自己也顿时眼泪开闸，匆匆放下了电话。再后来，我已经听不清电话了，我们偶然会在网络上聊天。她让我说话，不用在电脑上敲字，可是我自己听不清人说话，我好像也不太习惯说话了，说话连自己都听不清的感觉非常奇怪。更多的时候我们通信，虽然有时差，但时空都不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距离。
去年她归国探亲，专程来我家探望病后的我。我刚刚梦见过她，就听到她要来的消息，真是太心有灵犀了。尽管我一直不知道我们何日会再次相见，再次的见面我们又经历了多少路程，每次看到可爱的东西，我都忍不住要给她留一份，我相信终有一日我会亲手交到她手里。我为她刻录了许多电子书以及我们往日的照片扫描件。我老公为她准备了新款的、适合白领丽人的汉王电子书，我给她搜罗了敦煌的金箔画、杭州的丝巾、古巴的玳瑁手镯、丽江的小钱包、我老家的麻编拖鞋、大哥家的辣椒面、还为她和女儿选了“谭木匠”的木梳，专门买了我们这个城市赖以自豪的杂志《读者》，呵呵，那一期的《读者》封面，就是一个心型玫瑰花图案里两只并排的小狗，太能表达我的心意了。我甚至为她准备了一副漂亮的耳钉，可惜她依然没有扎耳洞。
让我们伤感的是，久别重逢，我竟然是以这样一幅面目出现在她的面前，连合影照片里都无法再展露笑容。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她依然是平底鞋，依然是简约的穿着，依然留着直直的短发，依然不施粉黛，却送给我一堆香水礼盒。出国这么多年，她的口音没有一点变化，连护照上的签字都是往日的笔迹，她说连英文名字也没有，好在她的名字叫汉语或者英语都一样悦耳。
我陪她去了黄河边，往日可以作为避暑胜地的兰州，那几天却像我的心情一样异常火热，阳光刺眼得无法出门，我遗憾不能陪她去更多的地方，她安慰我“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呀。见见你就很好了。”我们走在街上，遇到烈日下的电线杆噼啪作响，冒着火花，她急得说“哎呀，这怎么行，得赶紧打电话报警，不然这多危险啊。”这还是可爱的她，或者是不知不觉间多了一份公民意识的她。她临走之前我说趁早把她相机里拍的照片导出来吧，不然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想起发给我呢，她有点歉然又心安理得地笑着说“嘻嘻，还是你最了解我了。”时隔多年、跨越重洋的见面，似乎隔在我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依然熟悉如昨。有人说“女孩之间根本不会有永恒的友谊”，对这句世故的话我不想辩驳，我相信有一份纯洁而深厚的友谊，如同阳光永远洒在我们心底。
我写的文字她都是忠实的读者，“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觉得你写得好，我喜欢看。”她担心我这样高产地写作，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保障休息，有没有时间顾及家里，呵呵，她的担心有些道理。
她一直活得简简单单，无忧无虑，是个不太爱记事的人，甚至连丈夫的生日都记不太清，也从不会记着和丈夫为什么事而发生过小口角。我们二十多年前一起经历的很多往事她都印象不深了，我的文字让她一次次想起昔日的美好记忆，这已经足以让我欣慰。
谨以这些文字，作为给他们的可爱女儿七月四日的生日礼物。幸福的小姑娘啊，她有个多么招人喜爱的妈妈呢。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七月三日
牛肉面的味道
说起兰州最著名的特色招牌小吃，毫无疑问要推牛肉面了。其实牛肉面在兰州并不能像凉拌酿皮、煮灰豆、煮冬果梨、炸糖油糕那样算小吃，而应该是作为大众食品的主食。地道的兰州人会端一碗牛肉面，有位子就坐下吃，没位子蹲在饭馆前呼噜呼噜当早饭，生意好的牛肉面馆午后就打烊了。中午忙着觅食的人，不管是职员或者打工族，首选去街头巷尾的牛肉面馆充饥，奢侈一点可以加一份肉或者一个茶叶蛋，女士也可以要一份小碗面。无论是衣冠楚楚的人，或者是浑身沾满泥污的人，在这里都是同样身份的食客，很多名不见经传的面馆前车位都难找。
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是回族人马保子于1915年始创的，经过上百年的演变、发展，牛肉拉面成为兰州人首选的主食，也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三大中式快餐之一，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华第一面”。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汤清）、二白（萝卜白）、三红（辣子油红）、四绿（香菜绿）、五黄（面条黄亮）的五大特点。面条根据粗细可分为大宽、宽、细、二细、毛细、韭叶子、桥麦椤等种类。给捞面伙计递碗时，大多数人会交代“师傅，大碗、二细，辣子多些”。韭叶面是我家人的固定选择，好像宽度正好入味，而我更喜欢吃宽面，似乎可以回味我妈做的打卤面的滋味。很多兰州人去外地牛肉面馆会脱口而出“师傅，来个二细。”人家估计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呢。
兰州牛肉拉面的美名几乎遍布全国，我在遥远的海南岛都曾经看到过冠以“兰州牛肉拉面”招牌的饭馆，真不知道西北的面食到了南方会被改良成何等滋味。大学期间，我曾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吃过一碗牛肉面，真是难以下咽啊。蒜苗、香菜、萝卜片都似有似无，像上海人一样瘦身了。既见不到牛肉丁，也喝不出牛肉汤味，至于主角面条，懒洋洋窝在黄黄的汤里，就更没精神了，哪有一点筋斗可言，真真坏了兰州牛肉面的名声。当时急着赶火车，只好皱着眉头塞下那碗面充饥，但出门时我愤愤不平地对店小二说“你们这也敢叫牛肉面？不给辣椒油，不给醋。这是什么牛肉面！”小二看着我发笑，也很无奈地说“我们这儿的牛肉面就是这样的啊”。罢罢，桔子长在南方是桔，长在北方就成了枳。牛肉面离开兰州的水土，就别指望吃出牛肉面的味道了。相比起来，我在外地吃过的牛肉面比较正宗的算北京敦煌大厦的牛肉面，毕竟那里是甘肃省政府驻京办，从服务员到原材料都是甘肃土产的吧。去年春节回老家，我妈妈和姐姐联手做出的牛肉面也别有滋味。我自己回家试做过一次很不成功，肉没有煮到烂软，就那两块肉煮出的汤味道寡淡，面的味道也就不言而喻了。
油泼辣椒和醋是吃牛肉面最最不能缺的两样调料啊，大多数人在端面时都会吩咐伙计“多放点辣子，再多放点”，直到红红的辣椒油溢满整个碗。也有吩咐多放点萝卜、多盛点汤，或者不要香菜、不要蒜苗的，总归别指望说“多要点肉”。醋壶是放在桌上自己调的，我兰州的好朋友吃牛肉面，每次都提起醋壶猛倒，倒啊倒，差点成了醋泡饭才罢手。我坐在桌对面都能闻到扑鼻的酸味，但她觉得这样才够味，真替老板心疼那些醋了。我刚到兰州时常和朋友去她家附近的双城门清香阁吃牛肉面，如今朋友已远去北京发展，那家面馆不知道还在不在，我的朋友是否还记得那个面馆？
油泼辣子是西北人吃面少不了的搭档。牛肉面馆前，除了一捆一捆蒜苗、香菜，经常会见到一个黑色的大桶，正滋啦、滋啦冒着烟，过往的风里都飘着辣椒油的香味。在南方或者别的地方吃面，如果给服务员说来点辣子，最多盛半碗辣椒酱，既没有辣椒油的香，也没有辣椒油的味，调进面里连个颜色都没有，还不如趁早别张这个口了。现在很多地方也给“老干妈”辣椒油之类，但比起随时油泼的辣子，新鲜和香辣都不够味。其实油泼辣子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