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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只听说北京是首都，有毛主席，有天安门，不知道北京是不是有个叫“隆重”的地方。我去过的地方除了我们村的角角落落，就是去过邻村看电影，去过市郊的姑姑家，再远一点的舅舅家，城里还去过我姨家。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外面还有些啥地方，“隆重”到底是北京的啥地方？
我正在那里想入非非，极力想从字里行间再看出点名堂，就传来我妈尖利的喊叫“还不从炕上死下来给猪喂食去”；我如梦初醒似的，悻悻地翻身下炕；对着廊檐下一堆已经捂得有点发热、散发着轻微霉味的菜叶乱剁一通。除了拱着空食槽嗷嗷大叫的肥猪，绕着烂菜叶嗡嗡乱飞的苍蝇，没有人理会我的迷惑。
我后来终于借到一本《新华字典》，才知道“隆重”是什么意思；（形容）“庄重盛大”，例如“某某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天哪，这原来是一句格式句！我怎么那么不开窍呢，它是个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啊，是说看不见摸不着的气氛，我怎么会以为它是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固定地方呢？哎，终于知道“隆重”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脑子还是有点转不过弯，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会议都是“隆重”召开的；有没有不“隆重”召开的呢？这个怯怯的问题我从来没敢问过任何人，百转千回，几乎要烂在自己肚子里，好像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在学校唯一发愁过的事是填表，不但要填姓名、性别、民族、住址之类，还有一栏叫做“家庭成分”。听我妈说起，我爷爷曾经雇过几个长工的事在划阶级成分时我家差点被定为“上中农”，我妈为此逼得上吊喝药抗争过。我入学后文革已接近尾声，虽然“成分论”不再大肆宣扬，火药味不很浓了，可是毕竟和同学不一样啊。每次学校填表，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嘻嘻哈哈地填家庭成分“贫农”，而我要填“中农”，心里充满羞辱。有时候我还心存侥幸自作聪明地写个“下中农”，离“贫下中农”只有一字之差，尽管这一个字的距离难以逾越，但好像这样就可以拉近点和同学的距离。我总要躲到后面等着最后交表，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塞到最下面，这是我最早的自卑，也是在学校唯一的自卑来源，一种无形的东西像个紧箍咒，就是那样折磨着我未经世事的幼小心灵。可能我比较敏感，我小姐姐好像没有这样为难过。我后来倒是忘了什么时候不再填家庭成分了，罩在心上的乌云终于散去了。
我那时真的很无知，也干过好些荒唐好玩的事，有一次我竟然无所事事地拿着钥匙去捅插线板，差点没给电死。我种过苹果籽，但它没像向日葵一样再长出一棵苗来，倒是随手扔在花园里的桃核、杏核都长成了小树。看着筷子在水桶里怎么看起来变歪了可是拿出来还是直的，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下雨天我会站在廊檐下接串串雨水，我奶奶说滴檐水打在手上会长瘊子，我倒要试试看是不是吓唬人的；看到雨后彩虹我会兴奋地指指点点，我妈说那样手上会长疔我才不在乎。我曾经问过很傻的话“地主家的老姑娘为啥一直没有嫁人，她那么大了为啥还不生娃娃？”我妈吓得一把捂住我的嘴“你胡说些啥呀，她是高不成，低不就才耽误了，人家都没过结婚哪来的娃？”难道女人不是长到一定年龄就会自然生娃，像母鸡下蛋一样吗？和结不结婚有啥关系呢？我曾经把削铅笔的木屑泡在水瓶里，据说这样可以变成橡皮。我还从池塘里舀来一瓶蝌蚪，指望它们永远光光滑滑，圆头圆脑像个黑豆芽，不会变成四条腿的丑陋青蛙，直到他们变成难看的灰褐色，露出两只“马脚”，慌忙吓得倒回池塘去。我也曾在下雪天用树枝支起一个竹篱笆，撒几颗谷子，躲在门帘后面拽着绳子试图扣住麻雀什么的解解闷，但我从来也没有捕获过一只比我更笨的鸟。
大概是一年级暑假家里晒了麦子，中午我妈打发让我去翻搅一下。我扛着比我还高的木耙走到晒麦子的地方，在太阳底下来来回回地耙，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直到把一片麦子耙成一个个小方格。耙完麦子我坐在树荫下乘凉，看着蓝蓝的天无边无际，而我能看到的无非是四周被山圈住的这一块，我能做的也就是守着家里的这一片麦子翻来搅去而已，我开始发起呆来。我竟然冒出很傻的念头，我们这里是晴天，那山那面的地方是不是也是晴天，山那面的那面也是晴天吗？我这样想着，思绪好像也飘到高高的天上。我一会想着同是一片天不可能这块下雨那块天晴，好像听说地球是圆的，那天也是圆的嘛，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反正是连成一片的，那就是要晴天到处都是晴天，要下雨到处都在下雨？一会又觉得不对，不对，想着有没有可能我们这几座山的地方是天晴，隔了这些山的地方在下雨呢？想啊想啊，脑汁都快绞尽了，自己快被搅糊涂了也还是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我这样幼稚的天问当时真的很困扰我，我还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杞人”像我这样痴傻地忧天已经被嘲笑了几千年。我这个井底之蛙也实在想不出来天到底有多大，更不知道什么是天有不测风云了。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关于我妈的点滴（一）
娇小的女儿在妈妈怀里撒娇，这样的场景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我从没有这样的温情记忆。很奇怪我从小到现在的好朋友几乎家里多是很简单的构成，一个女孩、两个女孩或者三个女孩，我喜欢那种温软和睦、友爱亲密的氛围，从她们身上散发的感觉总让我着迷。
我妈生我的时候已经41岁了，有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期间还有另外两个夭折了），当母亲的愿望实现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也早完成了。有儿又有女，她实在是早都不想再生了，但是6070年代还没有出台“计划生育”的国策，缺乏节育措施，她当然不知道有个叫马寅初的人提出的“人口论”被批倒了，没有人能解救她。我爸有时候打趣说她要在苏联就是英雄母亲了，人家是越生越光荣。我妈不理解多生孩子和英雄怎么扯得上边，她可没有那样的境界。
我家的孩子大体上都相差两三岁，但是我二姐是63年出生的，和58年出生的大姐隔了5年，我妈说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吃不饱饭，身上的经血都干了，等情况好转了才又正常的。我的降生纯属恼人的意外，我爷爷奶奶嫌我这个“死女子”将来又不能替张家顶门立户，长大了还不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我小时候又黑又瘦，脸上就突兀一张大嘴，也没有表现出机灵喜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怎么正眼看过我，我就是被爷爷唤做“大嘴娃”的可有可无的多余孩子。两年后我弟弟降生，我爷爷倒没觉得多余，还高兴又多了个“带把儿的”孙子。
我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从最初几年一回来，变成一年一回来，到后来一周一回来，就像家里的客人。我妈和我爷爷、我大哥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她白天要种地，赶回家要做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饭，我爷爷奶奶是吃素斋的，虽然那时候没多少荤腥可做，但猪油和菜油还是要分开的。她伺候完老人孩子再喂猪喂鸡，晚上还要手不停歇地赶针线活，做一家老小的衣服鞋子，毛衣毛袜。甚至农闲的时候她都在纺毛线、缭皮活、缝手套，挣点买盐买醋的小钱。小时候总记得晚上我们睡觉时她还凑着煤油灯坐在炕沿穿针引线，灯影下干瘦的她几乎被锤炼成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了。
我妈在生我小姐姐时还挺着大肚在灶前做饭，突然羊水就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她自己熟练是地剪了脐带，包了婴儿，三天后不得已就下炕干活了，月子里也没什么吃的，为此落了一身病。等我不受欢迎地降生时，她已经实在不堪重负了。我妈说起我爷爷奶奶差点想把我送人，我爸不在家，她也同意，只是原本说好了的人家，后来没有来抱，“我们又不是养不起要送人，要抱也要自己来抱”，这是我妈自尊的底线，就这样我幸运地留在自己爸妈身边长大了，不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呢。早早嫁个农民，当个村妇大概是最可能的。
我和小姐姐小时候互相做伴，我妈下地干活就把我俩锁在屋子里，农村的屋子一般只有一个门一个窗，门关上屋子里黑乎乎的，我俩只能趴在炕上，眼巴巴守着窗台看外面的亮光，百无聊赖等着我妈收工放我俩出去。有一次听到院门哐啷响了，慢慢移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全身都快支在拐杖上了，颤颤巍巍，背个脏脏的大布袋，一看就是要饭的。我姐像盼到救星一样，小手拼命拍打着窗户哭喊“老爷爷，爷爷，我都叫你爷爷了，你放我们出来吧，你带我们跟你走吧。呜呜呜——”。老爷爷饿得路都走不直了，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呢，他凄然地看着我俩笑笑，“乖娃娃，你的嘴咋这么甜呢，你别哭了噢，等你家大人回来”，掩上门就悄悄走了。我妈后来听说了这事，心里一定心酸吧，但她把这当哭笑不得的笑话说给人听。
我们村是个回汉杂居的村子，因为地处平川，靠天吃饭条件还算过得去，那时候经常有来要饭的外乡人。如果碰上外乡来的说“大嫂子，散个捏提”的回民讨饭的，我妈就说我们是“大教”，不是“小教”，因为注重宗教信仰的回民是连汉民的水都不喝的，不知道饿着肚子的人是否还那么在意。其实我妈看着家里有剩下的馍馍之类时啥也不说就给了，会得到人家双手抚脸的一句“色俩目”作为回报，如果哪天碰到好几拨讨饭的，三番两次给就有些舍不得，但也说不出“家里啥也没有”这样违心伤人的话，就用“我们这边是大教，你到村子里边去”这样很能说出口的话打发，毕竟那时谁家也不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