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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我妈已经催着收拾了，我还没来及替她去给放毛毯的衣柜搁樟脑丸呢。隔壁婆也来了，还叫来她家的孙子媳妇送我。我妈急着要下炕了，我让她们都别出来，但她们都要跟出门，只是她俩都比我妈腿脚好一些。我回过头告诉两个婆，“我把你们都写在我的书里了。”她俩都眉开眼笑的。我这是第一次说我写的是“书”，我对两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说我写的“文字”，那也太咬文嚼字了。我没等我妈迈出门就走了，我不忍看到她不舍的眼神。
快到车站时秀秀从学校补课回来追上来，脸跑得红扑扑的，她一追上就接过我手里的包，她爸爸也在村口等着。我安顿秀秀一定要把照片送到，我既然已经费心拍了，也洗出来了，要送到人家手里。他俩还想让秀秀送我到城里，我说我能拿动东西，他们都去忙吧。车刚启动，一大群黑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白毛的绵羊档住去路，不过它们很快跑开，留下一股臊味。
坐在车上，想着我妈应该早进门了吧，两个婆一走，她就剩自己，在寂寥的院子又回到她往日的生活了。每次我走后姐姐怕她不习惯，都要隔天再去看她。我扭头看到车窗外才发现已经过了姐姐家，我这个路盲啊，竟然又被拉着过了大桥，只好再坐回头车了。
大姐想让我在市里车站上车，而不是家门口的高速公路入口上车，她的理由是这几天下雨，在路口万一被雨淋了，万一没有座位，还是先她买票保险。我想她也是要给我带些东西吧，果然不出所料。她把我妈已经洗过的桃子换下，给我装了又红又大的桃子；她把大哥家的普通玉米也换成了水果玉米；她买的李子一个有隔壁婆家两个大。我竟然收拾了满满一大包行李，比来时更重，简直像石头一样。小姐姐又摆了一桌菜，也做了汤，我估计我这顿吃了晚上不用再吃一口。临出门又塞了洗好的桃子和葡萄，要我在车上吃，大姐又给我灌了一壶水带上。她俩竟然像托付三岁小孩一样，对司机说我的耳朵不好，路上多照顾。我一听就有点冒火，长途车又不会坐过站，上车就看电视或睡觉、看书，到终点就下车，要人照顾什么啊？小姐姐说“都是为你好，你的脾气怎么那么躁？”
一点钟准时发车，我又走了一段回老家院子的路。高速入口处贴满宣传标语，“伏羲故里”、“飞将故里”，又添了新内容“天水白娃娃，秦州大樱桃”，美女和鲜果应该更有魅力。天水关中经济圈规划中的物流园即将在我老家动工。我希望老家真的能“抢抓”一次“机遇”，让山川秀美的古老“秦州”成为富庶的宜居之地。
看着车窗外绿色的菜园，想着我的返乡十一日。除了和我妈朝夕相伴，见到家人，也见了很多人，其实还有几个一直萦绕在脑海的人没有见到，或者有些是永远不会见到了。
一个是民花，民花不是“名花”，所以一直寂寞开无主。我印象中她一直穿着灰色卡其布的方领外套，肤色白得像张纸。黄头发、自来卷，梳着两条短辫子，辫梢卷曲地搭在肩上。她的眼睛应该是很近视的，但在农村没戴眼镜。说话声音轻柔，眼睛眯得很深。她是地主家的千金，不过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只落了名没有实，没有享受到锦衣玉食吧。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没有出阁，大概是高不成低不就。城里的嫌她没有“供应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子她也不想再过，最后成了落架的凤凰。她一直陪着妈妈做贴心小棉袄，她妈去世后她跟着农村的哥哥住，她又不是壮劳力，好像嫂子也不怎么待见她。经常见她进城去城里哥哥家小住，但是城里哥哥再好，她也只是候鸟一样往返的客人，哪里也不是归宿。我上次见她是我爸爸去世后，她白皙的脸上已经布满皱纹，眼睛眯着给我妈说了些贴心的安慰话。我问我妈这个“老姑娘”现在还在吗？我妈点点头。
另一个是宏志娃，宏志也没有宏图大志，而是一个疯子。他是我二哥的同学，十多岁时因为一场重感冒耽误引起脑膜炎，最后留下疯傻的后遗症。他有个后妈，家人也不怎么管他这个疯子。他总是裹着所有能捡到的衣服，腰里扎着草绳，小腿上还绑着破布条，有时候棉袄露出白棉花。不管村里谁家红白喜事、丧事，他肯定会闻风守在门外，等一碗残汤剩饭。他平时就住在山上取土后留下的土窑里。我小时候晚上如果哭闹，我妈除了吓唬我“狼来了”，最常说的是“再别哭，把宏志娃惹来了”，我立即就不哭了。狼是什么样我没见过，但宏志娃我们可是经常见了吓得躲得远远的。我儿子小时候我探亲回来，小姐姐陪我住下，晚上他儿子哭着“不住乡下，要住我家城里的楼上去。”小姐姐怎么也哄不好，我妈威胁他，“再哭，宏志娃来了，宏志娃专抓娃娃，天这么黑了，你出去宏志娃就在外面守着呢。”这一招挺灵，连小姐姐的孩子也被吓住了。其实他看着脸上和善，从没害过人，吓过孩子，不像现在很多精神病人会丧心病狂杀人。我问起秀秀宏志娃还在吗？秀秀笑着说“听说到城里去了。”繁华的城里会有他的立足之地吗？我问姐姐才知道，他的一个弟弟后来做过市残联主席，接这个疯傻的哥哥去城里租了一间房，领了低保，再详细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村里有一个老太太玉祥婆，她的玉却是真正好玉。她总是拄着拐棍，穿着腿脚扎起来的大裆裤、大襟上衣，挪着一双小脚慢慢走过。她是那时村里不多见的戴头纱的回民老太太，文革后恢复宗教自由，回民妇女都喜欢戴着头纱了。她最吸引我的当然不是头纱而是她手腕的玉镯。那只玉镯是白玉透一点绿翠，透亮得像玻璃，温润得像蜡烛，据说是老公在新疆跑生意时买的。每次她从我身边走过，我一直盯着那只晃在她瘦瘦手腕上的玉镯。那时当然是奢侈品，不能吃不能喝的，可是就是让我看着念念不忘。前段时间我的云南朋友陪着领导来兰州公干，席间看到颇有风采的女领导手腕的玉镯非常引人注目。我低声问朋友，他写给我看“好东西，你有眼力，值六十万。”我倒吸一口气，听我妈说玉祥婆临终前玉镯被城里来的人几千元买走了，收购那人实在是太有眼力了。
村里有个人叫“马家五爷”，在农村被称作“爷”的应该都是大户人家或者德高望重的人，我爷爷生前因为乐善好施被称为“张家二爷”。我小时候他就是长着山羊胡、戴着石头风镜的老头了。拄着拐棍站在村口，谁一进村都首先要和他打照面。他也像村子的瞭望哨和小广播一样，谁进村了，谁家来亲戚了，谁进城了，甚至谁带着什么东西来他都心里有数。冬天他就袖手靠在村口商店墙上晒着太阳，夏天他站在柳树荫下避着太阳，碰到认识的人聊几句家常，遇到不认识的人默默注视，等人走过再去打听到底是谁。我刚工作时他已经更老了，但是我进村他还会眨着眼，笑着问“孝顺姑娘给你妈买了啥回来了。”等我姐姐们闻讯而来，他会向她们通报，“你妹妹已经拿着什么东西去看你妈了。”姐姐们还没进门就知道拿的东西是否有重复。再后来他已经不怎么认识人了，但还是经常在村口默默绕着，奇怪他竟然一直没有驼背，像一尊塑像一样。在我印象中他一直就是老头，我小时候他是老头，我都成中年了他还是老头。我妈说他已经去世了，活了94岁高寿。
还有一个人我叫他姑爷，其实他是我远房姑爷的弟弟。他因为受过车祸还是外伤，一条腿残废了，但奇怪的是他不拄拐，而是以健康的那条腿为拐。他走路时拄着一条好腿的膝盖做支点，另一条残退几乎平行地拖在地上，看着非常吃力，他好像已经习惯了。他下地干活肯定使不上力气，我记得小时候，他一直在水磨坊看磨。后来磨坊没有了，他也得挣扎着下地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写得一笔好毛笔字，村里谁家有红白事，他都是要被请去写礼单的人。我爸爸去世时他也是干着这个拿手的活，不过我这次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道他的腿拖成什么样了。
我听不清我妈和家人说家常，也听不到她和乡亲们拉闲话，遗憾错失很多生动鲜活的细节。我只是透过眼睛，记录了我这次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点点滴滴，这些平凡的记述只是老家一个简略的侧影。我的行李中其实还有一些妈妈找出来的我爸的遗物，我都没抽出时间好好整理。我爸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他看到日历下角的知识都会剪下那一条留存，我看到一条“修补法集锦”，陶器、瓷器如何修补，这些日常窍门他绝对都学以致用了，我家到处是他修补过的物件。他用过的两支红蓝铅笔装在一个速效胶囊的塑料盒子里，铅笔都不到拇指长。他的一颗掉了的大牙和一颗假牙，他也装在精致的小药瓶里保存着。连一些治疗仪上的穴位说明书他都收藏着，更不用说我给他写过的信，他历次存款的利息单。我给他的信他在有些地方用铅笔加注，表示赞同，也修改过我的错别字。有一封他写给《天水日报》编辑部的信件草稿，是反映报纸谬误的，他可真是个热心负责的读者啊。有一些报纸是他留存的有关农业政策、教育政策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啊，他一个农民却总是关心着来自最高层的政策怎么在乡野间执行起来少打折扣。被他整齐地装在塑料袋里的也有我从《兰州晚报》替他收集的兰州解放专辑。兰州解放战役打响时，他尚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师读书，是见过黄河边枪林弹雨的激战，听着彭总大军的胜利号角迎接过兰州解放的人，我是希望让他重温那一段记忆。我翻到一张1993年银行存款的宣传单，那时的利率高得简直让人瞠目，三年以上存款还有“保值”这一说，这些宝贵第一手资料我可以继续修改我写过的“利率之殇”。我爸也是个嫉恶如仇，喜欢仗义执言的人，看不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