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儿女的能做的还有什么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怎样的哀伤啊。我这两位朋友正在受难的父母，都没住院，选择在家里看护。朋友说”一切以他心意出发，医疗的力量很有限。人的生命还是靠人自己的命。希望我爸的命还没有到终点。“
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但我们每一个凡人面对自己亲人的病痛都不可能置之度外。我们都不是庄子，可以看透生死，超然忘我。毕竟，父母都只有唯一啊。
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很坚强，陪着父母最后的日子一定是百感交集，但她们在尽力做着能做的事。陪着父母度过每一天，这就足以让老人安慰。“尽人事，听天命”。
她们要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要么是长女，是家里的支柱。我看到的朋友脸上只有承担和坚毅，哀伤早已收起掩藏。她们远比我做的多得多。我家里凡事有哥哥姐姐、姐夫操劳、出力，我这个不在父母身边的孩子，除了一腔孝心和相思，什么也没有做。我爸爸去世时时脑梗发作非常突然，我从没想到那一天是那么出其不意地降临。不管是谁，都不会把死亡和自己的亲人联想在一起。周五我还和他打电话，他笑着说在刮胡子，周六和我妈去我大姐家，他那时腿已经浮肿，但他拒绝去医院，是我大姐硬拉他去城里看病的。周日早上还没去医院，人就不行了。下午我姐姐通知我“爸脑部大出血病危”时，我简直像个傻瓜一样，慌了手脚，不知道该干嘛、老公一听就慌了，让我给赶紧单位请假，“赶紧赶回去啊”。我那时竟然希望变成个鸵鸟，把头埋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似乎那样爸爸就不会离我而去了。我没有为他做任何事，我赶回家时没有见到最后一眼，也没有看到他最后痛苦挣扎的场面，只是摸到他还有余温的手和耳垂，脸已经被黄纸遮盖了。
我在心里为我朋友的父母祈祷，他们经历了无数风雨的生命应该不会就这样到终点。我也希望我朋友像我儿子两岁多时描述的干妈，〃是从容样子“。
周末翻到我大学时的一本笔记本，扉页抄了这么一段话：
飘飘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飘飘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处。
伽亚谟《鲁拜集》
谨此祝福我朋友的父母平安！
我爸的一次维权行动
我爸的一次维权行动
休假回老家期间，我得以有机会翻检爸爸留下的抽屉。从表皮已经剥离、脱落，像皲裂的土地一样的褐色牛皮包里，找到很多他悉心保存的遗物。有他为我二哥工伤提起的认定申请；也有为打工工资事宜几乎要向老板诉诸法律的起诉书底稿；有为我家人的纠纷提出的民事诉状留底；还有向报社反映报纸文字问题、村民现实问题的信件底稿。其实他只是个退休返乡的书生，本是个生性疏懒、豁达开朗的人，什么事情都愿意息事宁人，从不去计较。但他又是个耿直、热忱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他遇事不怕事，一定要讨个是非曲直，容不得黑白颠倒。他一辈子都难改嫉恶如仇的本性，喜欢仗义执言，自己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看不惯“官老爷”不知民间疾苦的作法。他在一个信封后面写有几句话“草菅人命、横征暴敛、权势冲天”，不知道是因何事让他如此愤慨！说他是个“公民”也好，或者他自称的“农民”也好，他比我这个学法律的女儿更像个维权斗士。我除了实习时去过“公检法”部门，从没和法律再沾过边呢，我那些法律知识早都成了故纸堆了，何况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总是在“与时俱进”。我完全是遵从了我一个老师说过的话：“大学毕业都没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搞什么法律，趁早改行。”
我看到我爸遗物里有一份最为完整的资料，他的草稿和消费者协会的反馈、批转都有留存。有前因有后果，留下他的一次维权行动的印迹。事情的起因是为了安装电话，电信局收钱不办事，他作为村民代言人及个人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反映，直至问题解决。
我得先回顾一下我记忆中有关电话的故事和发展史，佐证我爸维权的迫不得已。曾几何时，电话是垄断专营的稀缺商品。我记得87年上大学时，每个宿舍楼只有一部拨盘电话。电话“叮铃铃”一响，看楼阿姨就从窗户探头喊叫“***室，某某某来接电话。”如果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宿舍，她当然得走出传达室去喊。打电话的人已经付过费了，接电话是不需要付费的，但得给阿姨呼叫付辛苦费，大概是1角钱。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描述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故事。我喜欢的两个演员蒋雯丽扮演的江路和孙淳扮演的宋宇生这对冤家，就是因为在院子的小卖铺接打电话，结下了悲喜情缘。我91年毕业前夕找工作时为了和老家联系，好朋友陪我去电信局打长途电话。我记得在交完押金等候叫通的时候，蚊子差点把小腿咬遍，那个燥热的旧木地板房间和遥远的电话带给我的仍是无望。刚上班时和家里人为了急事联系，只能厚着脸皮去领导办公室给姐夫单位打通电话，匆忙说两句。92年7月，我第一次出差去挂林学习一个月的国际业务，这当然是让同事艳羡的美差，可是要离开热恋的男朋友还是不舍。熬过一周就去住宿宾馆不远的电话亭，打一次长途电话，诉说一下甜蜜和相思。
寻呼机的出现大概是为了辅佐、延伸电话的功能。92年9月单位为我配备了“无线寻呼机”，那是从电信局“126”台购买的松下竖式数字寻呼机，后来寻呼台才遍地开花的。要知道那只是因为我们部门不到十个人是做“国际业务”的，领导说“时间就是金钱”，才享受的特权。那时候寻呼机还很稀罕呢，我的号码还在一万之内。公交车上谁的传呼机“滴滴”作响，全车人都会扭头看。有些人会让传呼机多响两声，感受一下艳羡的目光再美滋滋摁下，还得赶紧下车找公用电话去回复。
我记得93年底我结婚不久，老公去南方出差，我只休了三天婚假就被单位叫去上班。年末熬通宵加班做完决算，元旦放假腆着脸向领导借了他的“大哥大”作为犒劳，想和老公在约好的时间通话，感受一下“电话诉衷肠”的浪漫。那时候“大哥大”可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像砖头一样重的蜂窝式摩托罗拉手机，必须用专门的手提包才能装下。能提那包的，不是有身份的人就是有钱的老板。大概是95年，有个同事花了三千多元初装费给家里安装电话，让人好不羡慕。除了能掏出那笔不菲的“初装费”，那至少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呢，关键是还得有路子，排队几个月才能搞到指标。我自己家里安装电话是在97年，老公在外县找了份差事，联系就显得非常需要了。
我在97年4月的日记里记载：“他的工资已经拖了三个月未付，但我还是打算找人安个电话吧，起码他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听听我和儿子的声音。”我在日记里还写到“两岁的儿子总是拿起计算器贴在耳边假装电话，喂，爸爸你好！喂，爸爸再见！有一天他周末起床就说要给爸爸打电话去，到楼下游玩的地方去打，可是他说自己“没有钱钱”。问他要给爸爸说什么呀，他说爸爸给我挣钱去了，爸爸回来吧。”我记得我是享受了“517电信日”优惠，交了一千八百元初装费，当然也托了熟人。可是说了两个多月，排上队，依然不见动静。一次两次地打听，熟人出面调停，总算来安装了，还因祸得福地给了比较好记的号。原本这号是给重要部门或人物预留的，因为给我家的电话迟迟没有安装，所以临时顶凑了。别说安装电话，连选号都是需要求人的事呢。我记得当时我天真地问老公“这么一大笔初装费日后会退给我们吗？”他瞪我一眼，“你想什么美事呢？”我不解地追问“可是我们安了电话，就算不打，每个月也要交30多元的月租费，每次打电话的钱另收，这个初装费是师出何门呢？”他正沉浸在安通电话的喜悦里，哪有功夫理会我的愚昧，“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不想安，想安的人挤破头呢。”这倒是的。我家的电话号和证券交易税的电话很像，刚安装时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询问股市讯息。
我在后来的单位花五十元购买了已到折旧年限的汉显寻呼机，是摩托罗拉横式寻呼机。那应该是2001年以后了，当时觉得还是挺稀罕的，起码寻呼机可以直接显示信息，不用再找电话去回复。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睡在抽屉里权当收藏了。手机开始流行后，我儿子看到街上有人用手机大声地打电话很眼热，建议“咱们给爸爸也买个手机吧，可以在街上移动着打多好。”我之后拥有的第一部移动电话是个银灰色塑料外壳的小灵通，信号不好，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也不能出市区出差携带了。2002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团购，预交两年话费得到第一部手机。每人从工资里按月扣除缴纳，总计五千多元或接近五千元，拿到彩色显示屏、彩铃的三星或摩托罗拉手机，兴奋不已。现在想想够奢侈的，只是因为每月扣减，慢刀子割肉，不觉得心疼罢了。我过年回家还用手机绳，把我的摩托罗拉手机拴到脖子上，给我的小侄子炫耀什么叫“十六和弦”的铃声。那么多话费两年之内怎么打得完呢？我几乎隔一天给我妈打个电话，她老人家不懂啥叫预交话费，她怕浪费我的钱，每次不等我唠叨完就挂断电话。我和外地的同学聊天，也和国外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国外话费比国内便宜多了，让我放下电话她打过来，可是我的话费不是不打白不打的吗？
手机现在当然是满大街可见了，有钱的可以买几千元或者更高档的品牌手机，没钱的也可以买几百元的山寨手机。“有钱和没钱的区别无非就是：你去买苹果4代，我去买四袋苹果”呗。我现在只知道用手机发短信，我才要上高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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