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一样，美国也存在生活层次的差别，有精英政要，也有普通劳动者。还存在地域的差别，我们有甘肃、陕北，他们有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在我们听来都是英语，其实有着优雅和俚俗之分，大学教授和卡车司机一开口绝然不同。既然出国留学，如果不能享受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对个人成长的意义就不大。
美国本国学生考进哈佛、耶鲁的难度远远高于在中国考北大清华。学习成绩只是考量标准之一，学校还要参考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公益心，以及家庭背景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耶鲁，一定会优先考虑耶鲁校友的世家子弟，或父辈曾给耶鲁捐资的学生。对于名校招收留学生的标准，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你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研究成果，以及领导力、公益心。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名校会予以优先考虑，因此应届本科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直接申请留学，优势不多。
留学是件好事，但我认为应该有个前提：在你把中国的事情弄懂之后。我出国学习时距离大学毕业已经6年。在这6年中，我对自己的国家、人民、社会、历史、文化都有了一定的理解，知道自己想从国外学什么，今天的中国缺少什么，带着问题去看去学，比盲目出国的收获大得多。耶鲁为每一位世界学者投入20万美元，我的回报是一些关于中国的思想，以及一些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这些价值想法、观念当然并非金钱能够衡量的。
很客观地讲，一个人在中国能够撬动多长的杠杆，在西方人眼中就有多重的价值。在中国是个人物，才更有可能在美国是个人物。本科毕业以后立刻出国留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跟本国学生争夺教育资源、分享物质精神文明果实的“小不点儿”。在十分有限的条件和待遇下，很难说能否真正摸到美国的脉。
当前中国留学生越来越趋于低龄化，对于低龄出国留学我也是不赞成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群“70后”聚在一起聊《射雕英雄传》、《铁臂阿童木》、“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小时候吃的零食玩的游戏，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哈哈一笑，而一个年龄相仿但很早就出国念书的人则完全不知所云。更不幸的是，美国人在一起聊的那些事，他也不一定清楚。文化上的“两不搭”很容易造成心智的扭曲，不知归属何在，错过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的东西。
当今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成为“世界公民”。对国际化竞争的适应能力固然需要提高，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我自己在这方面便是最大的受益者。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除了在耶鲁一年，从未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是我的国际化程度不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差。
我有一个理论，东西方教育各占50％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最不利的，而最佳状态是“80％~20％”。前者貌似两边都懂，其实对哪边了解都不多，中文英文都不能准确自如地表达。对于后者，80％代表他的文化归属，20％代表他的国际化程度。
我表哥的两个孩子就一度令我担忧。他们出生成长都在加州，加州别名“华人州”，一大群有着相同背景的华裔孩子，俗称ABC，形成一个小的社区。打开家门，他们彼此用英语交流；在家里，父母要求他们说中文，他们不情愿；跟我在一起时，用中文也远不如用英文聊得起劲。他们小时候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爸爸就像当年教我一样，每天给他们念《聊斋志异》《一千零一夜》《荷马史诗》，那时他们对中文还多少有些感觉。后来回到加州上学，很快就变成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如果他们将来能做到80％美国人加20％中国人，也未尝不可，只是我担心他们做不到。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曾经打算送孩子出国读私立中学，都被我现身说法、成功阻止。现在，那几个孩子在国内读完名牌大学，然后出国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业、心态都发展很好。可见100年前就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今天又有新的意义。延伸开讲，无论中学还是西学，必然要以一种“为体”，另一种“为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人。
31、耶鲁，受用一生的教育
“耶鲁世界学者计划”是一个博士后项目，精英云集。论学历、资历或阅历，带着“走后门”色彩混进来的我都只是个点缀其中的小不点儿。回国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严重的“言必称耶鲁”倾向。美国登月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人类迈出的一大步。）稍加改动便能诠释耶鲁于我的意义：“这只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我个人的一大步。”对不起，这是个不谦虚的玩笑。我倒是相信一点，哪怕一根木头，在那个班里竖上一年，也能被熏出点儿文化来。
由于央视这个特殊平台，我24岁时就已采访过上百位国际知名人士，但与他们的接触不外乎短暂的交谈或一同进餐，我仍然只能从局限的角度看中国、看世界。直到来到耶鲁，和我的17位同学共同学习生活了一年，我才深刻感受到何谓“多元”。我们时常在会议室展开激烈讨论。大战略、城市建设、全球艾滋病的控制、能源和环保、司法改革、WTO贸易……没有任何议题能令所有人达成一致。欧洲人、非洲人、韩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永远有着不同的观点。最初我很惊讶，我的观点如此正确，证据如此确凿，别人居然不认同？后来逐渐意识到无所谓正确不正确，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又有共性多于个性的地方，观点的碰撞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
除了多元，耶鲁还让我领略了一所名校在学术上的宽容。入学第一天，一位老教授就告诉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也没有一个回答是完美的。”像90岁高龄的保罗·肯尼迪这样的资深教授，竟会直接给本科学生小班授课。很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们理论，或加入讨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自由。”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台。耶鲁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拉近了我与世界顶尖学者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近当然不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参加一个演讲，演讲者是钱复先生——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蒋介石的外事秘书，蒋经国的外交部长。他1962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对华盛顿的历史及发展如数家珍，就连哪个参议员的女儿在跟哪个参议员的儿子谈恋爱他也了如指掌，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心生“难怪”二字——难怪台湾多年来与美国保持着深厚绵密的关系！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向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在没有友邦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日本侵略，说服美国政府在物资和资金上提供援助。她优雅流利的英语和铿锵顿挫的语气令座中政坛精英无不动容，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毋庸置疑，这次演说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此后一脉相承，台湾历任官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他们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国的规矩了！幽默、风趣、深沉和思考，无所不具。
当时，年少气盛的我尽管心中敬佩，还是自作聪明想挑战一下老爷子。我说：“您的演说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恕我直言，您尽毕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令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而假如您以同样的才华来拉近大陆与台湾的距离，您的名字是否会以更高的荣光被载入史册呢？”
言毕，我颇为自得地坐下，还有一些中国人为我鼓掌。老爷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说得很好。我刚才的演讲主题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但其实在台湾岛内有一条政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永远优先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32、不再是“愤青”
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观点意见。
2005年，在著名的耶鲁法学院，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爱的地方，我参与过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的讨论会。发言的教授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立刻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你说得不对！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位教授认真听我说完，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再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倒显得我十足突兀鲁莽。
后来我发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官方观点其实无济于事。懂语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响他们，否则收效甚微，还会起反作用。他们可能充满同情地认为：这孩子被政府宣传洗脑了。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认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观反省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我在耶鲁读书后期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当您对中国怀有满腹怨言时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个‘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5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