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梦姐弄到手了。”叶子农说：“嘿，咱再不自量，也没昏头到敢打梦姐的主意。这回是梦姐走眼了，愣把一块土坷垃看成巧克力，啥眼神啊。咱是豪门宴上的土包子，甭凑，凑到一块都别扭。”老九嘿嘿一笑。
老九几口就把小面包吃完了，洗洗手，两人到了客厅。这次叶子农不让老九坐那只塑料凳子了，而是把木凳子让给老九。
叶子农问：“啥当紧的事？”老九说：“你还问我？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危险吗？咱一竿子戳到底吧，我是来盯你回北京的，你不走我就在这儿跟你耗着，红川我已经耗过一次了，也不稀罕了。”叶子农说：“九哥，你这么惦记兄弟，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说谢太轻薄……可你真不该这个时候来，特别是你要在北京做生意，你跟个汉奸扯在一起能有啥好果子？九哥也别嫌我说话难听，我这儿的事真不是你能操心的。”
老九说：“我想等你光鲜了沾你光，这中不？我知道你不是孬种，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不是来了嘛，咱有个台阶就下来，没人说你胆小鬼。”叶子农笑了，说：“九哥，咱不是好汉，不管是眼前的亏还是将来的亏，只要是该咱吃的亏咱都吃，咱就是做胆小鬼也得做个童叟无欺的不是？不用谁给顺个梯子。”老九说：“不是好汉，也不在乎孬种胆小鬼，那就更没啥了，赶快离开这里。”叶子农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平常就行。居留快到期了，正常的话当局是不会再给延续了，到那时候我就滚蛋呗。”老九不解地问：“那你在这儿耗啥呢？跟谁耗呢？你不知道你有危险吗？你这么好使的脑子咋这点事看不明白呢？”叶子农不说话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抽烟，想着什么。
老九着急，催促道：“说话呀。”这时厨房里的水烧开了，传来蜂鸣的声音。叶子农把大半支烟搭在烟灰缸边上，却并没有去厨房，而是去了卧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两张纸过来递给老九，这才去厨房。
老九一看，惊呆了，竟是叶子农的遗嘱。遗嘱一式两份，内容都一样，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书写，老九看不懂德文，但英文和中文都看懂了。遗嘱很短，内容是：
如我有不测，不要留骨灰和墓地，就让我顺烟囱飘了，请尊重我这个愿望，谢谢！
叶子农1992年2月7日柏林
叶子农到厨房冲了一大茶缸茉莉花茶，端到客厅，倒上两杯，这情形似曾相识，几乎就是两人去年秋天在北京四合院聊天的翻版，但此时的老九却一点也没感到亲切。
老九拿着遗嘱愠怒地说：“你傻呀？还是匹夫之勇？”叶子农从烟缸拿起已经燃了一大半的烟抽了一口，说：“不想拿出来的，这不是被你逼得没辙了嘛，这东西也只是预备万一的。”老九发火地问：“可你为啥呀？跟谁呀？”叶子农说：“跟谁都没关系，也不为啥，就是个人的一种态度。你跟赵一曼说：别打鬼子了，要丢命的。你跟贪官说：别贪了，要杀头的。有用吗？没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我也一样，我就这德行，只能这副德行活，由不得自己。”老九问：“你啥德行？”叶子农说：“我认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极端主义，不是恐怖主义，不是歪说、邪教，是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解释，是认识事物的方法，是讲因果、讲实事求是。如果因为认同马克思主义就得被吓得缩起来，我会觉得羞耻。这不是跟谁斗争，这只是我对这个事物的态度，如果这个态度必须得以支付生命为条件，那就支付好了。所以说，也不赶快也不赶慢。赶快，是被极端主义吓倒了，揣上个这心病过日子，那还过个啥劲昵？赶慢，是成心去找死，咱干吗非跟活过不去呢？咱不是找死的也不是找活的，咱是过平常日子的。再往大点说，咱不是过好的也不是过坏的，咱是过条件可能的，包括了价值观的这个条件。”老九说：“那还是没排除危险嘛！”叶子农说：“我不否认有一定概率的危险，但是也别放大了。人类死于交通意外和不良嗜好的数字要远远大于谋杀，人就不生活了？危险不是来自民主、爱国，而是来自打着各种漂亮旗号的极端主义。不管是民主的极端主义还是爱国的极端主义，不管是种族的极端主义还是宗教的极端主义，都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欧洲独有的吗？不是嘛，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极端的人、极端的事。”
老九沉默了，他无法否定叶子农的观点，也就无从说服叶子农。老九并不知道布兰迪曾经用过一句话评价叶子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头脑的傻瓜。但是此时此刻，他心里想说的正是这句话。他从叶子农身上感到了一种精神，一种气场，却又说不清，道不明。
叶子农说：“九哥，你硬要耗着，我也赶不走你，但是耗着没有意义，咱们之间起码的尊重总得有吧。你来了，心到了，兄弟心里已经温暖了。”
老九沉默了很久，明知无望却又无法放弃……终于说：“好吧，我走。你把你的笔记交给我带走，所有的，放到北京保管。”叶子农笑了笑，说：“九哥，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咱是看客，不是实践者，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那些笔记只是个人认识的形成过程，很个人的东西，没你想的那么重要。”老九说：“重不重要我不懂，我就是留个证据证明你是什么人，你不反对民主，也不是汉奸。你连遗嘱都写了，我也就不避讳啥了，我这也是预备万一。”
叶子农说：“现在是敏感期，本来没事，你这一带就有可能被海关歧读了，只要被歧读就会被放大，媒体一炒又成了政治事件，你说你是帮我呢？还是给我找事呢？”老九一听，语塞了，他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叶子农想了想，说：“本来我是听天由命了，九哥既然来了，那就帮我个忙吧。”老九问：“啥忙？”叶子农说：“我把东西寄到北京，你去取，怎么保管随你了。我觉得当局不会再给我延续居留，提前打理自己的东西，这很正常。我邮寄自己的东西没事，你单独携带是非人物的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东西，就可能有事。”老九点点头说：“嗯，有道理。”
叶子农说：“我要没事，这些东西对我个人很重要，咱就这点嗜好。万一有事了，这些东西就由你处置，销毁可以，你愿意保存也可以，但是有个原则：不能公开。”老九不解了，说：“为啥不能公开？不公开怎么证明你？汉奸，反民主，这是多臭的名声啊，人都没了还背个臭名？”叶子农说：“于公于私，都不能公开。”老九则说：“于公于私，都应该公开。”叶子农说：“于公说，经过‘部长事件’这么一折腾，那个叫叶子农的人俨然已经是理论专家了，专家有影响力，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说完就算了，就得有点社会担当了。问题是那些碎纸片的文字仅仅是我的个人认识，或者说仅仅是我的认识能力所能认识的，对错咱都自己揣着，不妨碍谁。一公开就不同了，多少都有点影响性，而咱的观点未必是对的，或者在某一点上是对的，放到宏观大得失上就可能是错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坐在观众席上说三道四总比实干来得简单。要知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是在舆论引导下完成的，大众不可能个个都具备独立、精透的辨别能力。咱既然被扣了个专家的帽子，就不能随便说话了，咱既不能干扰正确的，也不能误导认识能力比咱还不如的，这是一个能被称为专家的人起码的社会良心。如果是听天由命，那我身后的事是不可控的，我没办法。如果你九哥肯帮忙，那就是可控的性质了，就得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臭不臭名的还算个啥？”老九问：“那于私呢？”叶子农说：“于私说，你把这些碎纸片抖出去，没人理睬还好，一且有人理睬，你就算把兄弟扔进长矛大刀的圈子了，愤青骂、反对的骂，只要是看你观点不顺眼的都会骂，你说俺这人都没了你还不让俺清静清静。”
老九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终于又拿起那份遗嘱，说：“你要么把这个撕了，要么重写。不是俺心地歹毒，你就写了一行字，写给谁呢？”叶子农说：“这么有违习俗的事写给谁合适啊？谁赶上算谁的。”老九说：“就算真有事，连块墓地都不留，要那么绝吗？”叶子农笑着说：“都挺忙的，不来吧显得不仗义，来吧你说有啥好看的？你不弄束花我也知道你惦记我。你又能管我几年？将来没人管了，俺这荒凄凄的更可怜。”两人正在谈遗嘱和笔记的事，忽然听见门铃响了。
叶子农走过去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来人讲的是纯正北京话：“我们不是记者，是NRG民主联盟的，找你有事。”叶子农就用普通话回答：“家里有客人，请改天吧。”来人说：“我们可以在下面等，就几句话的事。”叶子农想了想，还是打开了单元门。不大会儿，随着上楼梯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叶子农把房门也打开，等着来访者。
来了两个人，一个40多岁的样子，瘦瘦的，戴副眼镜。一个20多岁的模样，身材比较健壮，皮肤略黑一些，也戴着一副眼镜。年龄大点的这人一见面就介绍道：“我是张立波，大学教授，之前在北京就职。这位是郑楠，之前在北京读大三。”然后看看老九，问，“这位是……”
叶子农说：“朋友，来看房的。”张立波问：“要处理房子吗？”叶子农说：“居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该打理的打理一下。”张立波说：“如果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表态，我认为续签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叶子农拿出两个塑料凳子摆上，说：“坐吧。找我有什么事？”张立波看了一眼凳子，说：“不坐了，站着说吧，就几句话。”这时郑楠以严厉的语气说：“哎，我说，你以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