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但它逐渐失去了控制。甘地坚决主张严格的非暴力主义，但罢工和暴动却在许多城市发生，在农村，农民们也起来反对地主和放债人。1922年2月4日，动乱达到了顶点，当时，起义的农民进攻了乔里乔拉地方警察局，杀死了22名警察。
大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两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获释，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提出强有力的世俗主义纲领而感到沮丧。
甘地获释出狱后好几年没有涉足政界。在这期间，新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到这时为止，国大党领导人就其出身和观点来说，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倾向的工人团体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大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发展，导致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全印独立联盟的成立。全印独立联盟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要求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而完全独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加尼赫鲁所写的那样：”国大党中过去经常看布赖斯所写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马志尼所写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阅读所能到手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的书籍。”
尼赫鲁本人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的这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人。后来，尼赫鲁与甘地分手了，因为甘地拒绝接受现代世界，他指责说：“解救印度的办法在于忘掉印度在过去50年中所学到的东西。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得废弃，所谓的上层阶级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了解简朴的农民生活，懂得这是一种给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当我坐上火车或公共汽车，就感到我这样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不过，尼赫鲁承认甘地在唤起印度农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个人竞争和学说上的争论而分裂的国大党，也还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说服国大党接受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项妥协决议。几个月后，英国工党战胜保守党，组成了新内阁。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为工党以往一直批评保守党对允许印度自治这一问题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事实证明， 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个原因是政府在镇压和让步的循环之间摇摆不定。继民族主义暴力之后是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后又是企图通过逐步让选举制生效来进行安抚。不过，许多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因为他们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没有什么追随者。不仅穆斯林人数不到次大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国大党声称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实际上，国大党内确有一个由著名的阿布尔·卡拉姆·阿札德领导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的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真纳提出在联合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但国大党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愿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大党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纳进行报复，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许多穆斯林认为，他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在此期间，总督欧文勋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国明确地制定了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计划，并将召开会议作出安排。然而，国大党却于1929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要求完全独立的决议。3月12日，为了迫使英国人撤离印度，甘地又发起一场国民抵抗运动。他的战术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进行伟大的食盐进军。在海边，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这是向被他谴责为极不公正的政府盐税进行挑战的一个象征性行为。这场运动不仅得到很好的宣传、非常激动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为广大农民都痛恨盐税，积极支持甘地。普遍的骚乱爆发了：人们攻击政府的盐场，恐怖分子袭击官员，受到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的失业工人举行暴动。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狱，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约6万名追随者。
欧文勋爵知道单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复之后，他于1931年1月26日释放了甘地，并说服甘地于3月 4日签订了《德里协定》。政府同意释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为回报，国大党将结束抵抗运动。还将参加早几个月就已开始的圆桌会议。甘地亲自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工党政府已被保守党占优势的、不太灵活的“国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后，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运动再次爆发，但这时，这个国家已疲惫不堪，因而这一运动几个月后，便渐渐消失了。
最后，1935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将它作为制止暴力和推进自治这一双重政策的组成部分。该组织法规定缅甸和亚丁将与印度分离，成为英国政府直辖殖民地。印度本身经各王公之国同意后将成为一个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国组成的联邦。同1919年宪法中的规定一样，总督仍保留对外交事务和防务的权力，但联邦的其他所有事务全交给两院制议会处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约600万名受到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在各省，用省议会和向省议会负责的各个部代替已被事实证明是无法实行的两头政治的方案．近3，800万印度人获得了选举省议会的权利，省议会将享有处理本省事务的绝对自治权。如果某个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职责，当地的英国省长有权处理公共事务。
由1935年的组织法提供的联邦证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义者，拒绝合作。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继续起作用。不过，对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随着1937年各省议会的选举而付诸实施。民族主义者控制了11个省中的7个省份，并立即着手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准备土地改革。1939年，当总督宣布印度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由于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个省的民族主义部长全都辞职。于是，英国省长们接管了这7个省，以法令进行统治。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则要求将次大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国家，即所谓的巴基斯坦。
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通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控制了该党。国民党这时首次能作为一个从总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纪律严明的单位发挥作用。同时，在俄国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吕歇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一支新的军队正在建立。1924年5月，为培养军官，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的正式校长是孙的参谋长、刚从莫斯科红军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