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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非洲诸文化是非洲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相互影响就其程度而言，远远大于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与外界所可能有的相互影响。以农业为例，农业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由那里传播到了苏丹。苏丹是一片开阔的大草原，位于撒哈拉南侧和热带雨林北缘之间，东起埃塞俄比亚高地，西至大西洋海岸。应该指出，有些权威认为，这地区的农业是沿尼日尔河上游独自发生的。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事实依然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得到栽培的植物，绝大多数是从外界引进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由尼罗河传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由东南亚传进的香蕉、甘蔗，亚洲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通过葡萄牙人和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利马豆、莱豆、南瓜和西红柿。
对非洲来说，冶铁术的采用与农业的引进一样，是根本性的。冶铁术的确从外界传入，最可能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迦太基，冶铁术可能从这里由经常来访的商人传播开来；当时，商人仍能骑马穿越面积很小但正在扩大的撒哈拉沙漠。其后不久，马不再能活着走完沙漠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另一发源地是地处尼罗河上游区、以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为都的库施王国。库施人主要为黑人，他们向亚述人学来了冶铁术，并能很好地加以应用，因为他们国家不同于埃及，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就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如今，在都城遗址周围尚可见到的一座座小山似的矿渣堆亦表明，麦罗埃曾充当过中非的匹兹堡。库施人大概是用铁和文明的其他产物来交换传统的非洲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生存了一千多年后，于公元3至4世纪衰落，不过在这之前，冶铁术已远远地传播到南面和西面。
农业和冶铁术的传播对非洲有深远影响。由于新的粮食作物和铁制工具使农业得以扩展到雨林区，人口获得惊人增长。此外，非洲的种族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也对非洲有重大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受到外界影响的苏丹的黑人和高加索人，而非外界进不去的雨林区和南部地区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此，也正是前者，能大大地增长人口，能凭借铁制工具和武器，牺牲布须曼…俾格米人的利益而向南椎进。
就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班图人来说，这种扩张主义表现得特别显著。班图人从其原先的中心地即喀麦隆高地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那里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由此，一部分班图人向东南推进，于公元600至900年抵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继续向南牺牲布须曼人的利益，穿越大草原；布须曼人遭到了与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在这期间，其他班图人则沿着大西洋海岸直接向南驱进，最终与一个新的种族霍屯督人相遇。现认为，霍屯督人只是较早学会畜牧的布须曼人，因改善了饮食，故身材比其他布须曼人高大，别的方面则仍与后者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到来时黑人已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种族集团，而早一千年时他们却与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一起相当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从根本上影响非洲发展的，不仅是农业和铁的引进，还有伊斯兰教的多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有一部分来自东非沿海的穆斯林殖民地，但更大一部分来自穆斯林北非。尽管罗马帝国把沿全长4，000哩的非洲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可耕地全包括到自己境内，但其权力从未能伸展到沙漠南面。似乎横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是在利克苏斯（今摩洛哥境内）、大莱普提斯（今利比亚境内）与南面的尼日尔河大弯曲地区之间进行的。非洲人提供了黄金、制香水用的灵猫香、作软饮料用的可乐果、奴隶，1300年后，还提供了铜；作为回报，他们得到的是布匹、宝贝珠，尤其是盐，盐为整个苏丹所急需。
与北非的交往从公元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侵占整个北非起，大大增加了。以后，穆斯林还沿着非洲东海岸扩展其影响，他们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纪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现。他们的殖民地统治了向南远至桑给巴尔的沿海地区，而他们的影响则更远地伸展到赞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他们在非洲北海岸和东海岸的根据地，对整个非洲施加了深远影响。他们对骆驼的使用远远超过罗马人，因而相应地扩大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同样，在东海岸，他们向黑人内地换取象牙、黄金、奴隶，后来还换取铁矿石。铁矿石由船运到印度南部，炼成钢铁，再装船运至波斯和小亚细亚，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他们从外界进口、换取非洲商品的产品中，有中国、印度的布匹和中国瓷器；至今，在整个沿海地区仍可找到中国瓷的遗迹。
这些贸易交往导致了穆斯林文化的渗透。伊斯兰教沿东海岸一直传播到桑给巴尔，并断断续续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它从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传入苏丹。通常和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传播情况一样，伊斯兰教首先为黑人统治阶级所采纳，然后渗入人民中间。如此，黑人非洲一个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庞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大胆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将苏丹也纳入自己的旅行范围，他曾东行远抵中国。
苏丹伊斯兰教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事务范围。这在生活外观如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式样和节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觉察出来。此外，在随着与外界联系的扩大而到来的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能觉察出来。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稻和甘蔗。有一篇记述博尔努王国的梅·伊德里斯·阿洛马（大约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文章还谈到，“在宽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无上者）授予这位苏丹贝的种种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大大促进了苏丹地区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活动传播开来。学者们能在苏丹各种大学里从事较高深的学习；这些大学中，以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闻名。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建立起来的。学者们习惯于逍遥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这些和另外一些大学中间巡游，以便拜在某位大师门下受业。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于1513年访问了廷巴克图，发现学习气象的兴旺是由于得到了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他写道：“这里‘廷巴克图’聚集着极为众多的医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学者，他们由国王慷慨地供养。这里还有自柏柏里‘北非’运来的各种手稿和书籍，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伊斯兰教的采纳也提高了苏丹诸王国的政治内聚力。王国统治者们历来能要求对自己效忠的，只是他们的嫡系亲属群体或氏族以及被承认为是同一伟大的原始祖先的后裔的旁支亲属群体。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庞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显然不足以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帝国愈扩大，皇帝似乎愈不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皇帝无法将地方首领视作忠实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后者往往率领自己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统治。这一制度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帮助加强了帝国政府而得到解决。穆斯林学校和学院培养出一批有学问的人，他们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关系联盟的支融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帝国当局相联系，因而，当局通常能指望他们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服务。
农业和冶金业的进步、经济生产率的相应增长、地区间贸易的繁荣和伊斯兰教的促进作用相给合，说明了从8世纪起非洲国家的建立过程。毫不奇怪，最复杂的政治结构出现在苏丹；那里，长途贸易非常兴盛，伊斯兰教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苏丹地区崛起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00年）。桑海帝国从大西洋到内地，几乎伸展了1500哩；在这片广阔的疆域里，对许多不同的臣民实行法律和同一行政体系的统治。桑海杰出的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1493… 1528年）是当时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宽容和勤奋好学方面更是胜过他们中的许多人。穆斯林作家将阿斯基亚描绘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帮助上帝的仆人摆脱盲目崇奔、拯救国家于毁灭的救星；是信徒的保护人，乐善好施，遍撒欢乐和礼物。”
应该强调一下，与人们往往设想的相反，伊斯兰教不是促成这些帝国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实际上，加纳帝国的创立远远先于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教直到11世纪才影响到苏丹地区。而且，伊斯兰教世界对非洲不仅起了建设性作用，也起了破坏性作用。苏丹诸帝国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过撒哈拉沙漠、进行毁灭性入侵的结果。这些肆意掳损的远征军大批杀死当地居民，毁坏繁盛的农业区，破坏生利的贸易格局。确实，在这方面，非洲历史与欧洲历史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处。中世纪后期，西欧能领先于东欧，是因为后者遭到了东方的连续入侵，而前者自10世纪以后便不再受到侵略。同样，苏丹诸帝国一度拥有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却远远落后了；原因在于，遭到了来自北方的侵略。这些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