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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情况相结合，亚历山大二世能在1861年3月1日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的条款，所有农牧都被宣布为是自由的，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进行分配。贵族地主因土地被分配给农民而得到政府付给的长期国库券。作为回报，农民必须交纳49年的赎地费以偿还政府。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关系到少数黑人，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涉及到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 381000人上升到 1890年的162000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0000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工业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半个世纪中的这一迅速发展，并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援助。沙皇政权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各种措施，包括提供津贴和实行保护关税。但是，西方所作出的贡献的意义从以下事实中能觉察出来：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正好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构成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煤和石油产量、60％的铜和铁矿产量以及80％ 的焦炭产量。
这些发展意味着1914年的俄国比起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更与欧洲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的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决没有满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变得愈来愈不满足于现状。农民不满的另一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不满意的范围和强烈程度随着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的日益频繁而变得明显。以下这段文字中描写的事件发生于1917年，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具有类似性质的其他事件发生于19世纪末叶和2O世纪初叶。
关系重大的1917年的9月的一天，在南方中央大草原的一条路边，一个男子爬上一根电话柱，割断了把北面地平线上的一个庄园主的住宅与沿着向南的铁路线的城市、警察局和兵营连接起来的一根缴细的通讯联络线。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庄园主的住宅此时十分孤独地坐落在那里，然而，情况并非真是如此，因为在见得到这一住宅的园林的地方，有几个农庄。因而，两个成分——农民和地主——暂时处于相互孤立地起作用的境地。几小时内，庄园遭到了洗劫，宅第陷号火焰之中，在火焰围内的某处，宅弟的主人死在那里。
这种农民的不满由1898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因为在1905年革命爆发以前，俄国不允许有政党存在。所以社会革命党只好作为一个非法的秘密团体从事活动。其政纲的主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们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首先，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是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其次，他们提倡并实行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不是依靠群众的组织和压力。在社会革命党内部，有一个指挥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秘密的战斗组织。它的成功可以从其著名受害者的长长的名单上得到估计，这些受害者包括地方的省长、国家的大臣甚至沙皇的叔父塞尔吉大公爵。这个战斗组织每成功地作出一次行动之后，就要发表声明解释并夸赞那次行动。它在暗杀内务大臣D·S·西皮亚金以后宣布：“在我们的大臣们学会理解人类的语言和倾听国民的意见以前，枪弹声是我们与他们交谈的唯一可能的手段。我们无须解释为什么要处死西皮亚金。他的罪恶太昭彰了，他的生命受到非常普遍的诅咒，他的死受到非常普遍的欢迎。”
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日子里。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根据关于1895年莫斯科工人阶级住房建筑的一份报告，“不加夸张地说，这些地方只能与养牛的地方相比。即使在冬天，门窗打开时，空气也是沉闷的；沿墙壁一带和在睡觉用的长凳上，可见到发霉的痕迹。地板是看不见的。因为上面盖满了污物。”
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象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这一分裂发生在1903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与党的成员资格和党的纪律有关。正统派的领袖尼古拉·列宁坚持认为，由于沙皇的实行镇压的独裁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必须截然不同于其他社会党。成员资格不应该给予任何交纳党费的同情者，而应该仅给予一小批专职的职业革命者。这精选出来的全体成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活动。党面临的任何重要问题都可以由成员们自由地讨论，直到以民主的方式通过投票作出决定为止。但是，作出决定后，原则的“集中制”部分开始起作用。党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个人倾向如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这时的“党的路线”，违者开除出党。
列宁强调，只有实行这种严格的纪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才能有效地进行地下工作。列宁赢得了1903年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的支持，因此，他的拥护者从此以后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这一俄语单词的词义为“多数派”，而他的反对者被称为盈什维克，也就是“少数派”。不过，应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布尔什维克仍是一个极小的团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前线的失败引起的混乱和苦难给了布尔什维克以机会，使他们能利用其优良的组织来动员和领导心怀不满的群众。
20世纪初，除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愈益不满起来。反映这批人的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称为卡德茨（Cadets）。这个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和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相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它对议会程序的知识和明确表述而在审议方面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宪民主党从未赢得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比较的大批追随者。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特别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出于他们的中产阶级的背景，他们不太愿意用暴力对付暴力。当时的一位英国观察者对他们的地位之软弱作了如下分析：“立宪民主党虽然应该得到他们是帝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个政党的声誉，但没有牢牢控制住国家，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控制力，他们不能实践自己的观点，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世界哲学，没有在人民中生根。因此，他们没有得到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这一政党的支持，他们仅代表他们自己。”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谐和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至成为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概述俄国在亚洲的政策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为1905年革命准备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决定的一样，俄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由俄国的优势决定。由于这一优势的缘故，乃至18世纪的俄国已能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俄国人由于强大的、人口稠密的中国帝国而停止前进，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1689年）。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完成了他们的帝国。阿拉斯加的获得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越西伯利亚、向较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国帝国，在中亚，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开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不过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