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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房子，把后门锁上，钻进我的汽车开走了。我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好几次都很想到湖边去并检查一下工作——工作量比比尔·迪恩最初预计的要多了不少。使我没有那样做的是一种感觉，我的理智不能很清楚表达出来但仍然很强有力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应该那样做；我下次去莎拉的时候，事情就会明了。
比尔雇了肯尼·奥斯特来铺屋顶，还让肯尼的表弟，提米·莱芮比来“刮层皮”，一种类似于擦锅的清洁过程，有时候用在原木屋的清洁工作中。比尔也叫了一个管道工来检查管子，得到我的允许后换了一些旧管子和进泵。
比尔在电话中对所有这些花费表现得大惊小怪；我让他去。当第五、第六次加人加钱的时候，你最好还是靠边站，让他们自己解决。对北方佬来说，摆出绿色的票子似乎是错误的，从某种角度看，像当众亲热。至于我自己，我一点也不介意这些支出。我过得很节俭，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不是出于道德的教条，而是因为我的想象力，在其它大多数方面都很活跃，唯独在钱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好。我对狂欢的理解就是三天呆在波士顿，看一场“红袜队”的棒球赛，到“TowerRecords”唱片店转一转，顺便参观一下剑桥的“华兹华斯”书店。像这样过日子并不吃掉我多少利息，更不要说本金了；我在沃特维尔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顾问，在我锁上位于德里的房屋的门并向西到TR…90地区去的那天，我的身价略高于五百万美元。跟比尔·盖茨比当然不多，但在这个地区也是个大数目了，我在高昂的房屋修理费面前还能高兴得起来。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奇怪的暮春和初夏。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等待，我结束了城里的事务，当比尔·迪恩打电话来讲最近一批问题时，我就跟他谈话，并且努力不去想问题。我接受了《出版人周刊》的采访，当采访者问我在经历丧妻之痛后回到工作状态是否有问题，我面无表情地说没有。为什么不呢？这是真的。我的问题在完成《一落千丈》后才开始；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都精力十足。
六月中，我跟弗兰克·阿伦在蓝锆石咖啡馆碰头吃中饭。蓝锆石在路易斯顿，地理上是他的城市和我的城市的中点。吃甜食的时候（蓝锆石著名的草莓水果酥饼），弗兰克问我是否在和什么人约会。我很惊奇地看着他。
“张大嘴看什么呢？”他问，他的脸上流露出上千种说不清的表情之一——介于有趣和恼火之间的一种。“我当然不会把这看成是背叛乔，倒八月份，她去世就要四年了。”
“没有，”我说，“我没有约会任何人。”
他默默地看着我。我也回视了他几秒钟，然后开始用勺子拨弄我的水果酥饼上的鲜奶。饼干从炉子里出来后还是热的，奶油正在融化。这让我想起那首愚蠢的老歌，某个人怎样把蛋糕忘在外面，泡了雨水。
“迈克，你和人约会过吗？”
“我不明白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哦，看在上帝份上。在你度假时有没有你——”
我的视线从融化的鲜奶上抬起来。“没有，”我说，“我没有。”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我想他准备好要进下一个话题了。这对我来说是好事。但是，他说得很直白，他问我自从乔安娜死后是不是一直没有性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可以接受谎言，即使他并不完全相信——男人在性的问题上总是撒谎。但我说的是真的……还带着某种坏坏的快感。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按摩院怎么样？你知道的，至少可以找一个——”
他坐在那里，用勺子敲打着装甜食的碗的边缘。他一口也没有吃。他看着我，好像我是某种新奇的昆虫。我很不喜欢这个样子，但我想我理解。
有两次机会，我已经接近于这些天人称作“一条腿”的状态，两次都不是在基拉戈岛，在那里我看到大约两千个漂亮女人穿着比基尼走来走去。一次是一个红头发的女招待凯丽；在我常去吃中饭的郊区的一家餐厅。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聊天，开开玩笑，然后就开始有那种眼神的接触，你知道我说的那种，对视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开始注意她的大腿，她转身时制服贴在臀部的样子，她也注意到我在注意她。
还有一个女人是在“新生活”认识的，我过去经常在那里健身。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喜欢穿粉红色的运动胞衣和黑色的单车短裤。让人大饱眼福。另外，我也喜欢她带来在骑健身单车时读的书，单车上的有氧健身旅程没完没了却没有目的地，这些书不是《香奈儿女性杂志》或《时间》，而是像约翰·欧文和埃伦·吉尔克里斯等人写的小说。我喜欢阅读真正的书籍的人，不只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写这类书。读者就像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捡到篮里都是菜，但是作为普遍规律他们其实会从那里继续下去。
这个金发碧眼穿粉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女人叫阿德莉亚·邦迪。当我们并排骑着单车，骑得越来越久时，我们开始谈论书籍，然后就发展到我一个星期有一两个早上在举重室里给她做防护。给她作防护带给我一种奇怪的亲密感。我想举重者仰卧的姿势是部分原因（特别是当举重是个女人），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一种信任因素。虽然还没有达到举重者把生命托给防护者的程度。在一九九六年冬天的某个时刻，当她躺在长椅上，我站在她头前面，看着她倒过来的脸的时候，这种对视开始了。这种对视的时间有点太长。
凯丽大约三十岁，阿德莉亚可能更年轻一点。凯丽离婚了，阿德莉亚从来没结过婚。在这两个场合中，我都没有想老牛吃嫩草，我想她们俩中任何一个都会很高兴地跟我临时上床。有点像甜蜜浪漫的试车。但是在凯丽这件事上我做的就是换一家餐馆吃中饭，并且当基督教青年会送给我一次免费健身体验的机会时，我从此就开始到那里去健身，再也没有回到“新生活”去。我记得在我做出改变大约六个月后的某天，我在街上走过阿德莉亚·邦迪身边，虽然我说了“嗨”，我确信没有看到她迷茫的，略微受伤的凝视。
从纯生理的角度来看，我想要她们两个（事实上，我似乎记得在一个梦里，我要了她们两个，在同一时间，同一张床上），然而我又不想要她们俩。部分是因为我没有了写作的能力——我的生活已经够糟了，谢谢你们，不要再添乱了。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要搞明白，回视你的女人是对你本人感兴趣，而不是你相当可观的银行存款。
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我心中还有太多乔的影子。即使是在四年后，也没有留出给其他人的位置。悲哀就像胆固醇，如果你觉得好笑或奇怪，很感谢。
“那朋友呢？”弗兰克问，终于开始吃他的草莓水果酥饼。“你有朋友可以来往，不是吗？”
“是的，”我说，“许多朋友。”这是撒谎，但我确实有许多填字游戏要玩，有许多书要读，有许多电影要晚上在录像机上看；我几乎可以在心里默北联邦调查局关于非法复制的警告。说到活生生的真人，当我准备离开德里时，我唯一打过电话的人是我的医生和牙医，我在那个六月寄出的大多数信件是给诸如《哈泼斯》和《国家地理》这样的杂志的，信里装着地址变更卡。
“弗兰克，”我说，“你听上去像一个犹太人的老妈。”
“有时候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像一个犹太人的老妈，”他说，“相信烤过的马铃薯，而不是玛索球的疗效功能。你比前段时间看上去好多了，终于增加了点体重。我想——”
“胖了很多啊。”
“胡扯，你来过圣诞节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伊卡布·克莱恩。另外，你脸上和胳膊上多了点阳光的痕迹。”
“我一直坚持多做散步。”
“这样你气色好很多……除了你的眼睛。有时候你眼中有一种眼神，每次我看到这种眼神都很为你担心。我想如果有人为你操心乔会高兴的。”
“那是什么样的眼神？”我问。
“拒人千里之外的眼神。想知道事实吗？你看上去像被什么东西绊住而不能脱身的人。”
我在三点半离开德里，停在拉姆德吃晚饭，当太阳西沉的时候，继续慢慢开车穿过缅因州西部不断上升的群山。我仔细地——如果不能算很自觉地活——计划了我离开和到达的时间，当我的车开出莫顿，进入TR…90零散不成片的镇区时，我意识到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虽然汽车的空调开着，我的脸和胳膊上还是出了汗。收音机里放出来的东西听上去都不对劲，所有的音乐都像尖叫，我把它关掉了。
我被吓坏了，我有很好的理由被吓倒。即使排除梦境和现实世界之间奇特的交叉影响作用（我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个，不去想手背上的伤口和穿过后门廊的木板长出的向日葵，把它们看成是巧合或精神上的错觉），我也有理由被吓坏。因为它们不是普通的梦，这次我最终决定回到湖边去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我不觉得自己像一个“千禧之年”的现代人，在精神追求方面正视自己的恐惧（我很健全，你也很健全，让我们在威廉·艾克曼轻柔的背景音乐中集体意淫吧）；我觉得更像《旧约》中疯狂的先知，进入到沙漠，靠蝗虫和苏打水为生，因为上帝曾在一个梦中召唤他。
我处于麻烦之中，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从舒坦变得严峻，不能写作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没有强奸幼童，也没有在时代广场上跑来跑去，手里拿着扩音器鼓吹阴谋理论，但我同样是在麻烦中。我在各种事情上都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