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升起一种神秘的感觉，神秘如曼德里。
根据玛丽·辛格曼的说法（这和《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本大部头的书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即该县设立两百周年之际），本世纪初（指二十世纪初叶），有四十多个黑人住在这儿，给这里带来了生机。他们绝不是普通的黑人，大部分是亲戚，大部分人很有才能，大部分人属于一个音乐团体，这个团体原告称作“红顶男孩”，后来称作“莎拉·泰德威尔和红顶男孩”。他们从一个叫道格拉斯·戴的人手里买下这片牧场和湖边一大块地形很好的土地。据当时出面讲坐的索尼·泰德威尔说，积蓄这些钱花了十年。索（索尼的昵称）是“红顶男孩”乐队成员。他表演的是当时被称作“鸡嘴吉他”的乐器。
当时这在镇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甚至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一大窝黑鬼闯入这里”。后来事情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它们通常那样。戴家山头上（一九OO年索尼·泰德威尔代表他的大家庭买下这片土地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泰德威尔牧场）并没有出现一片当地人想象中的棚户区。相反，那里聚会场所、排练厅，或在某些时候的演出厅。
有一年多的功夫，甚至是两年，“莎拉和红顶男孩”（有时候里面也有个红顶女孩；乐队的人员是流动的，每次演出都不一样）在缅因州西部作巡回演出。今天，在该州西线的城镇——法明顿、斯克黑根、布里奇镇、盖茨—法尔、卡斯特尔—洛克、莫顿、弗莱堡——你还能在集市杂货店里见到当年的演出海报。人们非常喜欢莎拉和红顶男孩们的巡回表演。他们和T镇上的乡里也处得不错，这也不奇怪。最终还是罗伯特·弗洛斯特（1874—1963，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说得对（他不仅是个功利主义者，还常写些叫人不快的诗）：我们确实相信好篱笆造就好邻居。我们总是在抱怨、抗议，然后又生活在吝啬而封闭的平静中，把自己变得贼眉鼠眼，嘴巴像老太婆那样往下耷拉着。我们常说“他们总是付账单的”。我们说“我永远都不用枪赶走他们的狗”。我们还说“他们总是自顾自”。这么说着，好像与世隔绝是种美德。当然还有一条关键的美德：“他们不参加慈善活动。”
在某个时候，莎拉·泰德威尔变成了莎拉·拉弗斯。
然而最后，他们一定是觉得T镇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一九O一年夏末，在完成了一两次本县集市上的表演后，这一大族人离开了。他们精巧的小屋为戴家山头带来夏季的出租收入，直到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场大火把湖的南北两岸变成一片焦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除了她的音乐，她的音乐还活着。
我从坐着的大石头上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胳膊，直了直腰，沿着小路往回走，边走边唱着她的歌。
第12章（上）
我沿着小路回家，一路上努力什么都不去想。我的第一位编辑曾说过，一个小说家脑袋里想的事，百分之八十五是和他无关的，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观点只适用于小说家。所谓他们高层次的思考，多多少少是言过其实的。我发现，当麻烦出现，必须应付时，通常更好的选择是自己抽身事外，由那些地下室的小家伙去忙乎，他们是浑身肌肉和刺青的体力工人，而且是非工会成员。本能是他们的的专长，而且只在实在没辙时才把事情交到楼上去思考。
正当我要给玛蒂？德沃尔打电话时，发生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事——在我看来和鬼魂完全无关的事。我按下无线电话的“通话”按钮时，里面并没有传出通常的“嘟”声，相反是一片寂静。我正在想，会不会因为是北边卧室里的电话听筒没有挂好，然而我发现那并不是完全的寂静。一种仿佛来自遥远太空的声音，那是一个操着布鲁克林口音的男人用动画鸭子般兴奋的嘎嘎声唱道：“一天，它跟她去上学，去上学，去上学，一天跟她去上学（一首名为《玛丽有只小羊羔》的儿歌），……”
我张嘴想问那边是谁，但还没等话出口，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喂？”听上去挺困惑的。
“玛蒂？”在一阵混乱中，我压根没想到用更正式的称谓称呼她，比如德沃尔女士或太太。我们先前的对话只是只言片语，现在却能根据一个音辨出是她，但我不觉得奇怪。也许那些地下室的小家伙们不仅分辨出那背景音乐，并由它联想到了凯拉？
“诺南先生吗？”她从未像这样不知所措过，“电话铃没响过呀？”
“一定是你打过来的时候我刚好提起电话，”我说，“这种事有时会发生的。”不过，我问自己，来电人正巧是你打算打给的人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呢？也许这种事真的时常发生的呢。电话感应，还是巧合？现场的声音还是录音？不论是哪一种，这看上去像是个魔法。我的目光穿过又长又低的客厅望着墙上的驼鹿头本特的玻璃眼睛，心想：“是啊，也许这地方如今变得有魔力了。”
“我想是吧。”她疑惑地说。“对不起，我冒昧地先给你打电话。我知道你的电话没登在电话本上。”
噢，别为那个担心，我心想。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号码了。事实上，我正在考虑把它登到电话本上去呢。
“我从图书馆里看到了你的介绍，”她继续说，听上去很尴尬。“我在那儿工作。”这时背景音乐从《玛丽有只小羊羔》变成了《山谷农夫》。
“没关系，”我说，“再说我拿起电话本来就为了打给你。”
“我吗？为什么？”
“女士优先。”
她发出短促、紧张的笑声。“我想请你来吃晚饭。凯（凯拉的昵称）和我想请你吃晚饭。我早就该请你的。那天你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你会来吗？”
“好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谢谢，我们还有些事要谈，不管怎么说。”
她停顿了一会儿。背景音乐唱道：“……老鼠挑选了奶酪……”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直以为这些事是发生在一个叫“嘿吼，唱起来（《山谷农夫》是一首儿歌，每段歌词都会唱道”嘿吼，唱起来“）”的大大的灰色工厂里的。
“玛蒂，你还在吗？”
“他把你拖进这事儿里来了，对吗？那个糟老头。”现在她话音里透的不再是紧张，而是一种死寂。那是一个用死去般的、冰冷的语气说话的人，害怕了的人，甚至是被恐惧彻底打倒了的人的声音。“我还是非常抱歉，把你卷到我的麻烦里面。”我心想，等我把她交给约翰·斯托尔后，她大概会开始问自己，到底是谁把谁拖下了水，庆幸的是我不用在电话上和她讨论这事了。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来吃晚饭。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会不会太早了？”
“当然不会。”
“太好了。不过，我们得早点开始，这样我的小家伙就不会在吃甜食的时候睡着了。六点行吗？”
“行。”
“凯会兴奋死的。家里不常有客人来。”
“她没再瞎逛吧？”
我怕这话会让她不舒服，但这回她真的笑了。“老天，没有。星期六的事把她吵坏了。现在她跑来对我说能不能不玩靠近路边的秋千，改玩屋后的沙坑。不过，她常提到你。她把你叫作‘那抱了我的高个子先生’。我想她怕你可能会生她的气。”
“跟她说我不生气。”我说，“不，别说。我自己告诉她。我能不能带点东西来？”
“一瓶葡萄酒？”她问道，声音有点儿困惑。“也许那样有点儿太隆重了——我只是想在烤架上做些汉堡，然后做个土豆色拉。”
“我会带一瓶不那么隆重的。”
“谢谢你。”她说，“这真让我兴奋。还没客人上我家来过呢。”
我也觉得很兴奋，因为这是四年来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约会，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让我吓了一跳。“非常感谢你能想到我。”
挂电话的时候，我记起约翰·斯托尔提醒过我的，要我和她在一起时尽量待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不要再给镇上嚼舌头的人抓到把柄。如果她安排的是烧烤，也许晚上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待在外面，人们能看到我们还穿着衣服……。不过，她很有可能出于礼貌在某个时候把我让进屋里。我出于礼貌也必须进去。我会赞赏她墙上的猫王绒布肖像，或是弗兰克林—敏特（弗兰克林—敏特博物馆是美国著名的收藏品博物馆，在展出名人物品的同时也大量出售仿制品和纪念品）的纪念盘，或是任何她用来装饰那辆房车的东西；我会让凯拉带我去看她的卧室，必要的话对她的长毛小动物或是她最喜欢的玩具娃娃大加赞赏。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有些你的律师能理解，不过我怀疑很多是他无法理解的。
“我做得对吗，本特？”我问那只标本驼鹿。“叫一声说对，叫两声说不对。”
我只想冲个冷水澡，沿着大厅向房子的北边走，才走了一半，听到身后传来轻柔而短促的“叮铃”声，声音来自驼鹿本特脖子上的那只铃。我站住了，伸着脖子拿着衬衫，等待着铃声再次响起来。但它没有。我继续朝前走，不一会儿就进了卧室打开淋浴器。
湖畔小店的一角陈列着一些不错的葡萄酒——本地需求量不大，但兴许游客买得不少——我选了瓶蒙大菲红酒。也许比玛蒂期望的贵了点，不过我可以撕下价格牌，希望她不会发现酒有什么区别。人们在付款处排着队，大多数穿着游泳衣，在外面罩上件潮乎乎的T恤，腿上粘着公共湖滩上的沙子。我等着的时候目光碰巧落在柜台边，那里放着人们通常随兴购买的小商品。其中有几个标着“字母磁贴”的塑料包。每个包装上都印着个卡通形象的冰箱，冰箱上贴着句留言：“很快回来哦”。说明上写着，每包“字母磁贴”都配有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