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一段时间内民主潮流的继续高涨和**党人还握有一定实力的现实，使得袁世凯还不敢马上撕下共和的面具，被迫允许包括政党活动在内的民主形式的存在。
所以，在临时政府北迁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组党结社高潮。这使宋教仁感觉到，政党政治的实行适逢其时。
“以前，我们是**党，现在，我们是**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同盟会在反清民主**中虽然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纲领，但就思想实际而盲，多数同盟会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主义与排满并无区别，民权主义也仅被视为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至于民生主义，则更是不知所云的玄谈。思想认识的缺陷，给辛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没有把满清贵族视为封建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党人一经推翻满清政府，便多数认为民族主义**已告成功”，民主主义也已实现。
这种思想使得如今同盟会的处境极为危险，必须尽快改组，才能够挽回颓势，继续在政党建设上占住上风。
宋教仁已感觉到，在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位后，共和政体有向**专制发展的可能。虽然他也如多数**党人一样，不主张重新进行武装斗争，但他却不赞成孙中山的态度，认为应对袁世凯与李安生为首的强权分子进行积极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略即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成责任内阁。
按宋教仁的解释，所谓责任内阁就是“由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阁员副属，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这种责任内阁，既不是几党联合的混合内阁，也不是无党派的超然内阁，而是“纯粹的政党内阁”。
宋教仁所以坚持由政党组织责任内阁，目的是以此来挽回**党人已失去的权力，限制乃至架空袁世凯，进而使政权重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宋教仁在北京的家中，唐绍仪亲自登门拜访，希望就此次日本的威胁与宋教仁进行进一步的磋商，想要找出办法，来纠正中国目前这种危险的局面。
在唐绍仪看来，他这个内阁还不是真正的责任内阁，许多权力都在袁世凯手中，而地方势力也极为强大，比如程李系，内有袁世凯，外有程李系，这个内阁总理当的实在是没滋没味，中国的民主有名无实。
北京的大雪一连下了多日，唐绍仪的脸庞在北风之下，有些发青，但是他依然强自抖擞精神，想要找出一条路来。
“如今的局势越来越危险，这次卫国军暴*只是表象，而实际上，却是深受李安生政治集团的影响，这个强权政治与袁世凯北洋系互相呼应，越来越影响巨大，假以时日，中国只怕要滑入强权政治的危险局面，彻底为强权政治所掌控。表现在对外，便是战争，对内，便是灾祸连年。”
宋教仁深以为然，他同样不希望中国成为极端的政权牺牲品，李安生已经走上了极端，这次中俄战争赢的实在有些侥幸，可一不可二。
果不其然，李安生果然表现出了激烈的态度，以强硬手段来回应日本的战争威胁，这是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而权力收归内阁，则地方势力受到削弱，逐步的使得中央掌控一切，这是最终结果。而当前，我们要做的，便是通过这次对日交涉，来向国人证明，强权政治要不得。”
今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开始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宋教仁目前正在一步步的扳回局势，希望通过政党政治来遏制强权政治，这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这次我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就此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战争深渊。我们的良苦用心，必定能够得到国人的理解。”
唐绍仪还是决定亲自赴日，向日本谋求和解与宽容，他这次也打算向日本借款，这次是孙中山在牵头，只要他成功向日本借款，那么就能进一步的赢得国民支持力，稳住内阁。
哦，不，应该说，他能借来款项，能够赢得那帮所谓的精英国民的支持。
对于李安生来讲，这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这帮所谓的精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全部中国人？他李安生何尝不想让所有中国人都能成为合法的选民？但是这一步在后世的中国一直都无法实现，更何况现在。
既然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那么干脆就不要说的比唱的好听，不要理想化，而是脚踏实地。
外界评论以及后世推崇，认为宋教仁是一代雄杰，但是李安生看来，也不过如此。
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包括唐绍仪。
宋教仁过去推崇李安生，但是同样认为李安生有着局限性，比如对日本毫无根据的深刻敌意，他们这些在日本长期居住的**党人，并没有感觉到日本的太多对中国的野心，即便有，也是对于中国的羸弱的一种蔑视。
那是前清的事情，与中华民国无关，如今民国初建，国家统一，国力蒸蒸日上，又打赢了中俄战争，不去惹日本，人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来侵略？
李安生的许多论调，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故意在煽动国民的情绪，从而从中牟利，实现野心。
李安生即便主导中俄战争，打赢了这场关乎到中华民国国运的战争，沙俄基本难以翻盘，但是宋教仁等人并不认为这是李安生的功绩。
相反，宋教仁等人认为，李安生凭借着这次军事上的冒险，得到了许多的好处，无论是国民的支持，还是军队的支持，为着他在东北的进一步割据**扫清道路。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从辛亥**的时候，就应该揭发出来，也正是他的纵容，才使得袁世凯窃取了**果实，而现在，李安生同样成为了辛亥**最大的受益者。
那些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位或者报酬的“造反者”们，将这种怨恨都集中到了李安生身上，认为是这个野心家挡了他们的路。
甚至有人叫嚣着要暗杀李安生，不过，有几波付诸行动的，刚到东北就给擒获，反而牵连了不少人，李安生对于这种人向来是不手软。
唐绍仪从宋教仁这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自然是信心百倍，只要能够清醒国人的头脑，打击李安生强权政治的野心，将来宋教仁上台组阁，他总有一席之地，这便是他们的默契。
与其在这个并非真正内阁的总理位子上干耗，还不如在真正责任内阁中干一任外交总长，这要心胸畅快的多。
而就在唐绍仪准备赴日“道歉”之时，李安生在东北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蔡锷留任云贵，痛斥内阁的卖国妥协决议，要求内阁收回成命，停止对陈炯明等卫国军将士的迫害。
事实上，卫国军在上海的日子很逍遥，大部分的卫国军都坐着船，带着他们想要带的东西各自回乡。
蔡锷等人滞留在上海，也没怎么将内阁的决议当回事情，只是在忙着清点要运回云贵的物资罢了。
同盟会等政党政治团体并没有意识到，李安生在东北力挺卫国军，力挺蔡锷等人，并且坚决驳斥内阁关于对陈炯明等人的处置意见，这是在有预谋的先发制人。
而唐绍仪内阁也没有意识到袁世凯的放任，也是在设置陷阱。
在日本的强逼之下，甚至是武力威胁之下，唐绍仪到了日本之后，就李安生发表通电一事，向日方致歉，承诺会遵照致歉的约定，尽快出台确切的措施。
不过，让唐绍仪没有想到的是，国内出现了无比迅猛的突然袭击，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要求唐绍仪下台。
甚至谣言满天飞，无数学者文人、百姓学生都走上街头，要求尽快让唐绍仪下台，以免唐绍仪在日本做出有辱国格的事情，更是有报纸直白的披露，要是唐绍仪昏了头，在日本签署了卖国条约，那就悔之晚矣。
报社、民间宣传、谣言，各种各样的舆论，甚至戏班子也在唱唐绍仪到日本卖国求荣，收音机里更是直接斥责唐绍仪为丧权辱国的首任民国总理，遗臭万年。
唐绍仪刚听到国内的谣言，忧心忡忡，但还没有太大的不安，但是等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反馈到他这里，他脸色苍白，忽然无力的呆坐了一夜，这形势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第二卷 黄金之路 第三百九十一章 突破政治迷局
第三百九十一章 突破政治迷局
袁世凯其实并不想对唐绍仪下手，但是唐绍仪多次拂了他的意思，并且还加入了国民党，使得一部分前清官员都加入国民党，追求那所谓的政党政治，逼得袁世凯不得不将李安生引入共和党，以此来对抗**党人在政党政治上的天然优势。
自从唐绍仪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后，很有意依照《约法》规定，成为责任内阁，这一来更加使得段祺瑞等一干看不起他的北洋系开始排挤他，愈发在袁世凯面前攻击他，说他挟**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
袁世凯对唐绍仪起了疑心，并且对唐绍仪“狭**党以自重”的行为异常痛恨，还是要归结到赵秉钧与段芝贵等人身上，这些人是袁世凯总揽大权的急先锋，也正是他们不断的破坏《临时约法》的举动，才使得宋教仁忍无可忍，改组同盟会。
内务总长赵秉钧从来不出席国务院会议，凡遇重大问题都直接向袁世凯请示，根本不把总理放在眼内，而内务部也像一个不属于内阁而直接承总统命令的一个部。
而段芝贵，当年跟李安生争雄失利，仿佛这两年要将当年的失意加倍的弥补过来，不仅飞扬跋扈，而且还贪污腐败，无恶不作。
有一次唐绍仪乘坐马车由办公室回家，忽然迎面来了两个开道的士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