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译者：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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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前天我还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许多年、整个一辈子那样。而从昨天开始，我死了。鬼才知道如今我该怎么活好。况且，我还能活吗？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还算得上合情合理，尽管不能说称心如意。我曾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温暖的、组织严密的志同道合者集体中工作，挣的钱如果不能说多的话，至少也还算得上体面。我娶的女人曾经被我狂热地爱过，之后又被我温柔地爱过，到后来，我终于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致爱也好不爱也罢，欲也好无欲也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和她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诚相信，我还会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我有过诤友和腻友，还有过许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总之，一个有着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备的一切，其中包括虽非最贵但却好用的汽车和舒适的两人用的足够宽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当然，我的工作并非一切顺利而简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居然会有人不喜欢我们做节目的方式。他们竭力向我们施加压力。这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一周前，悲剧发生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导维佳·安德烈耶夫和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了。他们同坐的那辆车爆炸了。
当然，我们这个节目的全体同事，受到长久审讯，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复询问同一类问题。对警察，我们大家说的全都是一套话，因为比那更多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可在那时，我还曾活着。即便难受、受苦，但毕竟还活着。
可从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断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懂得：留给我活着的时光已经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我根本就无法哪怕是大致弄清，留给我的时间究竟有多少。我还能苟延也不知是两小时、两天还是一个月。一切的一切，都随时可能终结。而我的妻子与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从奥克桑娜死时起，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在这一个礼拜里，她临死前准备的节目，全都播放完了。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别的记者来取代她，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活着的电波中的一个活死人……可笑吧？但愿没有人会发现这一点。
娜斯佳每次走进局长办公室时，都会有一种十分喜悦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她无论如何也无法习惯。“这可真是的，”她心里窃笑着想，“当你拥有时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几乎有十年之久，我来这里，每次都能见到科洛布克，便以为一切就该是这样，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可后来科洛布克走了，来了位新局长，而我的生活也变成了一连串的考验。如今科洛布克又回来了，又在这里和我们、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长，那该多么幸运啊。”
她本不愿接手电视工作者谋杀案。她知道得很清楚，电视如果不是危险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钱，再不就是两者的相加。况且，即便问题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说，这信息反正也是与金钱有关的。有人拿了某人的钱，他把钱给偷走了，或转到瑞士银行自己的账户上了，或干脆以体面而又寻常的受贿方式拿走了。一说到“钱”这个词，娜斯佳就感到脸红。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节目，也不是专以揭露丑闻为目的的节目，它的记者奥克桑娜从不追赶“热点”，也不“即时”采访那些刚刚散会的国家杜马议员。这些议员们往往还在为辩论而激动不已、愤愤不平，所以对自己所说的话控制不严，因此，嗣后从这类话里，往往不难膨胀出一个招人喜爱的小玩闹来，从而打破有关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与周围的人发生争吵。总的说来，这个节目是非常平静安详而又充满善意的：在节目编导和记者被暗杀后，娜斯佳特意看了几集这个节目，以便能对它形成一个总体印象。此节目的特邀嘉宾看上去也都既严肃又体面，主持人看来也并不想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难题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甚至与此相反，他似乎总是竭力为嘉宾们能从最好的方面来展示自我、表达其观点的非规范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观点创造机会和可能。这里的问题不一定出在某种威胁性信息上。这么说，是与金钱有关喽。可娜斯佳对于与金钱有关的犯罪讨厌到了病态的地步。早在大学时代，经济学就是她极不喜欢的一门功课。她更感兴趣的是复仇、嫉妒和妒恨——总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经济上的贪欲。可遗憾的是，在刑事侦查这一行当里，当划分任务时，个人的趣味和嗜好从未被当做一种充足理由。
唉，没办法呀，还是得搞电视案。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请求下，从家里拎来一大摞《电视园地》杂志，她母亲一份不拉地买了一大堆。这种杂志整整有一个栏目是讨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娜斯佳指望能从这里面找到哪怕一个足以成为推理之出发点的线索。而线索居然真的给她找到了。原来，“素面朝天”这一节目，居然从未进入“收视率最多”的数十个节目榜里。
“有意思，那他们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问多岑科道，“如果说这并不是一个最普及的节目，那也就是说，它在播出时的广告费用不会很高。况且，要求插播广告的需求量也不会很大，根据意图，它至少应当存在三到四个月，而后就关闭，可它们已经存在了两年多了。”
“说不定它们是靠预算支持的呢。”多岑科道。
“怎么会呢？如果这是，比方说，政府观点的传声筒，或公然支持总统的话，我倒还能理解。而这……这节目不赖、很好、很专业，不刺激观众，可就是——该怎么说好呢——也许，该说没劲儿吧。它缺乏一种特殊风味，为了这种风味一个人会一下班就往家跑，为的是一定能来得及观看它。况且，这节目播放的时间也不太好，15点40到18点。上班族还没回到家呢。”
“或许，这场凶杀案完全出于个人动机？”
“要那样就好了，”娜斯佳叹口气道，“我就喜欢个人动机。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这类动机。至于为了金钱，那可就无聊透顶，叫人头疼了。米沙，咱俩分下工好吗？”
“以老实人方式还是以哥们儿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说，“如果以老实人方式，那您接金钱案，我接情杀案。因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经验。我太小，还没长到能调查金钱案的地步。”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扑哧一笑说，“让我们以绅士方式分好了。女士应与情感打交道，而男士当然是和钱啦。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间的社会主义的法则。您敢说我年龄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几岁。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顽固地不愿与我以‘你’相称这一点会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本人，也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严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对之以“您”和本名父称相称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领导以外的同事，他的这种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对局领导表示应有的礼貌。而此二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大约相差六岁吧，娜斯佳警衔也只比多岑科高一级罢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结束时，娜斯佳桌上的内部电话发出了蜂鸣音。
“寂寞了吧？”话筒里响起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打趣的声音。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动小组值班。
“你不在总这样呗，”娜斯佳反应很快，“正等你用什么让我开心呢。”
“那好，既然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一个心理分析医师那里，究竟什么东西会被盗？”
“在哪儿？”她惊奇地问道。
“心理分析医师。”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耐心地重复道。
“什么样的心理分析医师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任何一位。比方在一个抽象的心理分析医师那里。”
“私人开业的吗？”
“差不多是吧。”
“那八成是钱。这类医师的咨询费高得很。可你怎么想起这个的？”
“是出警中看到的，我们刚回来。你想的范围太窄，娜斯佳。珍宝一件没丢。”
“那主人是怎么说的？”
“他什么也不说。东西一件没丢。”
“这么说，他在撒谎？”
“他当然是在撒谎。他很清楚人家偷走的是什么，只是不说而已。这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罪犯很感兴趣，而主人又不愿对他的来自警察局的好叔叔们承认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让我想想，”娜斯佳答应道，“而在这段时间里，管区里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没有？”
“我会都告诉你的，”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咕哝道，“给我一杯咖啡？”
“这你就错了，伊戈列克，当代男士通常要就要一杯酒的。”
“值班时只能喝咖啡。给不给喝？要不，咱另找个地方？”
“你来吧，我这就烧水。”
所有同事，只要他不犯懒，都喜欢找娜斯佳喝杯咖啡、抽支烟。第一，娜斯佳几乎总是呆在办公室，这对一个侦查员来说一般并不正常。第二，她那里总是备有上等咖啡，因为尽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挣的工资微薄得可笑，可她总是只买上等好咖啡，为此而不惜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方说吃饭，有时甚至在连裤袜方面节省开支。第三，在她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抽支烟，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发泄一番对局长瞎指挥的不满，心情愉快地侃一会儿。不十分喜欢交际而喜欢独处的娜斯佳，有时对同事的这种做法很恼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会出现好多与她为敌的和潜在的“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把人家给推开，更不能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