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 第47部分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只能这样了。继父认为我应该试试报考高级警官学院的研究生院，答辩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这样就极有可能晋升上校。”

“那您对这一计划怎么看呢？”

“老实说，不太喜欢。我绝不想当老师。至于科研嘛……还凑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吗，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经看够了，他们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处于他们的地位。”

“但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将军眼睛望着别处说道。

“您这么认为？”

“我知道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这是你们男孩子们的玩意儿，而对姑娘们来说，名誉更重要。不管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会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这类虚荣统统抛开呢？”将军问，“如果我给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会去吗？”

“需要抛弃戈尔杰耶夫和小伙子们吗？为什么？”

“为了肩章上的星星，为了它们这些可爱的胎痣。到我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军衔，如果不喜欢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证，到时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现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专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会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