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这么说，我们可以认为，撬门行窃的对象，不是医师而是他的妻子了。那么，她叫什么？”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
“莫不是一直都在为维护税务纪律而斗争的那个女人？”
“瞧，你还说什么你从不看报。你一直都在撒谎，我的小心肝，你只不过是在装傻。”
“可我真的从不看报呀。也就是说报我也是在读，可只读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可列什卡每晚都看消息节目，我也只好听几句。我的话绝对可信，我宁愿听游吟诗，也不听消息或综述，可齐斯加科夫在这方面与我的趣味不同，这多么可悲呀。”
这是真的。尽管娜斯佳的丈夫在忍耐和理解她的许多弱点和缺点方面，的确表现出奇迹般的宽容，但在一点上是不可动摇的：晚上8点的“消息”、9点的“时代”、10点的“今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妻子想听古典音乐的话，那就请在信息节目以外的任何时间听吧。
然而，玩笑归玩笑，破门撬锁夜入民宅，加上接踵而来的凶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罪犯寻找的很可能不是金钱和珠宝，而是某种文件。娜斯佳那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多年的继父说得对：信息之争乃重中之重。有时候是有人想要获得它，有时候则是想要毁掉它，老实说，所有纷争都不外乎这两种。如果无法找到并且把文件毁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往往就是把人——极其危险信息的携带者——给干掉。
娜斯佳对从事信息战很感兴趣。她惋惜的是，根据一切迹象判断，这一信息带有政治性质。可这是无可奈何的。有一件电视金钱案就够她干的了……是的，近来她的运气越来越不好，这样的时代到来了，那就是动机和理由愈益成为犯罪的基础；娜斯佳对之毫无兴趣的，比方说，爱情、嫉妒、复仇和深藏心中的仇恨，变得越来越少了。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去向戈尔杰耶夫报告去了。半小时后，上校把娜斯佳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瞧，我们不能总是坐着一动不动了，”他嘟囔道，“去，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起去找死者的丈夫。当然，他现在的状态还不能提供条理清晰的证言，但我们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你们也知道，她是国家杜马议员。各种各样的电话和要求每分钟都可能出现。动起来吧，孩子们，不要再拖延。”
“可……”娜斯佳刚一开口，就被戈尔杰耶夫打断。他对自己这位下属太了解了。
“别担心，我不会派你到杜马去的。你到那儿去也无济于事。你的弱点在于不善于同我们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让科罗特科夫和杜马议员打交道吧，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你今天先跟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一道干，以后我要把他转到另外一条战线上去，我把死者的丈夫、她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