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 第77部分

她们来到宽敞的玻璃敞廊。这儿放着三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椭圆形藤桌。塔姬雅娜卷起百叶窗，推开一扇窗户。

“你可以安心地吸烟了。烟灰缸在窗台上。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实，那个记者的确是个秃子。客观说，他是很有魅力，使人禁不住信赖他，只可惜他叫什么我不知道，没有特意问过。我不想更多了解他，想趁早离他远远的。不过他给我说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事？”

“他建议我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再受委屈，不再任人践踏……诸如此类的话。不知怎么我起初没有听进去——说实话，我没注意他说的。当时我思绪纷乱。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所有诋毁我的文章拿来给我看，建议我写文章反驳。今天早晨他又强调另一种生活不会欺骗我、抛弃我。欺骗和抛弃！这跟那些文章有何相干？现在我明白了，他什么都知道。”

“老天啊，他知道些什么？”娜斯佳迫不及待，痉挛地抖着烟灰，“快告诉我。”

“他知道伊拉准备结婚，很快会离开我们；知道我和斯塔索夫正处于危险时期——莉丽娅耍脾气，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夺去父亲对她的爱；斯塔索夫于是决定带她去南方——玛格丽特也陪同前往，因为莉丽娅请求父亲，而斯塔索夫又无法拒绝女儿。更甚的是还有人传话说，斯塔索夫并不是和哭闹的莉丽娅待了一整夜，而是去了俄罗斯电影圈一流美女之一玛格丽特的公司所属饭店。你赞同吧？我的处境很不妙。而这个记者全都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等等，丹娘，我一点也不明白。莉丽娅的事是真的吗？”

“没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孩子们的天性：每三个孩子中就会有两个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此应当有心理准备，特别是不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

“斯塔索夫和玛格丽特之间呢？”

“是杜撰。高明的捏造。要不是我的话，这篇谎话会天衣无缝。有的人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万状，精神崩溃，却从不把话挑明。更糟的是，他们宁愿相信第一个带来坏消息的随便什么人，也不愿相信坏消息诽谤的当事人。幸好，我不是这种人。我向来什么也不相信。我会找证据弄清真相——大概这是职业特点。因此我没怎么烦心，就直接问斯塔索夫，他是否在某个时间、地点和某个女士约会。结果很快弄清这是捏造——有人想要我们发生争执。”

“是谁？”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谁跟你说的？”

“伊拉的未婚夫。不是对我说的，是说给伊拉的。后来她义愤填膺地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个海底来客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完成任务。”

娜斯佳从塔姬雅娜的肩上望着灰暗的天空，默默地吸着烟。

“这一切是多么相似，”她最后低声说，“多么相似呀。你周围营造了一种使你不堪忍受的生活气氛。周围的世界在崩溃，昨日看是充满希望、坚实不破的一切，今日却是脆弱易破、虚假不实的。而恰恰在这时，你身边出现了一个目光善良，笑态可掬的富有魅力的男子，他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了。从前有一个天分很高、事业成功的记者，虽说不是十分正派，但这不妨碍什么。他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事业，可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美好的一切开始在眼前崩塌……”

鲍里斯最终没能躲过流感。即使在严肃场合见到他，你也会忍俊不禁。他的鼻子被手帕揩得又红又肿，嗓子沙哑，听上去假假的，显得有些恶声恶气。他不能去医院，因为在内务部和总检察院备了档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案归他管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无权禁止生病，但是上司的白眼、不满，却是受法律保障的。

他又坐在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里，但这次他不是主动上门，而是受到了上校的强烈邀请。

“鲍里斯，该行动了，”上校在电话里不容人回绝地说，“我脱不开身，劳你大驾，带着你的病躯来彼得罗夫卡一趟。向我们的老上司汇报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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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侦查员到来之前，娜斯佳、列斯尼科夫、科罗特科夫和那个魁伟的小伙子——格梅里亚1995年调查的女演员阿丽娜·瓦茨尼斯谋杀案时认识的，艺术片《天狼》的安全服务主任——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

“开始吧，娜斯佳，”戈尔杰耶夫简短地说，“要条理清晰，不要漏掉一个细节。就像你今天早晨同我讲的那样。”

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理理思路，习惯地把记录簿放在面前。这些记录是她昨天一整夜在公公的那所病房角落里，边聆听公公沉重的喘气声边趴在膝盖上整理出来的。只是在开往莫斯科的电车上睡了一小觉，不，仅仅是打了个盹。这已经不错了。今天是星期六，清晨驶往莫斯科的车上人不大多，娜斯佳得空靠在车壁上休息了一会。

她开始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维卡的造访；雇佣杀手谋杀丈夫的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女记者海伊娜和让总编登载毁誉文章《别了素面！化妆万岁！》的那个人；塔姬雅娜的文坛风波及使她与丈夫发生口角、让她在分娩时最需要的女伴离开她的阴谋；巫师伊涅萨的遇害及其情夫戈托夫齐茨不寻常的举动。最后，她又提到了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尤丽娅的死。她力求条理清晰，但事与愿违，看上去一切都显得互不关连、杂乱无章、令人吃惊。

“如出一辙：给你的生活制造麻烦，让你透不过气来，萎靡不振，形象点说，从各方面向你掀起巨浪，但却不是为了复仇，而仅仅只是为了在你走投无路之时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帮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塔姬雅娜拒绝了帮助，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只剩下乌兰诺夫了，我敢断言他知道实情，因为对他下手要比对塔姬雅娜早一步。并且，最初，我们见到的乌兰诺夫心事重重，而现在却跟换了个人似的——精力充沛，开朗乐观，富有自信。知道妻子根本没雇过什么杀手害他，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后，他完全恢复过来。他极有可能已接受了帮助，并知道帮助的实质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的被杀与他们赚钱无关，不是报复行动的全部，而仅仅是针对乌兰诺夫方案的一步。使他失去左膀右臂，让他的节目赚不到钱，惊吓他，使他萎靡不振，迫使他放弃工作，离开心爱的妻子。令他，令我们大家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因为在那儿根本找不出罪犯，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结果到最后，案子却到期限了。”

格梅里亚打了个喷嚏，大声吸了吸鼻子，问道：

“戈托夫齐茨呢？我一直在等你说国家杜马议员的事。把我叫到这儿来有什么用？”

“别急，鲍里斯·维塔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温和地关照说。例行公事地称呼着名字和父称，一点也不让人觉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会讲到国家议员的，很快。娜斯佳接着讲吧。”

“罪犯积极采取的一些行动只是虚晃一枪。最近他们又投了几颗迷弹。据此可知，虚假的招数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取与目的无关的行动，把我们搞糊涂。比如，列斯尼科夫收到的匿名信就是这种。信上说，鲍里斯早已被收买，不能信任他。”

“我？怎么了？”

侦查员呛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费劲地咳嗽起来。

“您已被收买，不能相信您，”娜斯佳忍着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什么也没对您讲，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信上说的鬼话。写匿名信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让我们相信谋害尤丽娅是出于政治目的——既然侦查员都被收买了；第二，使破案组成员之间不和、猜疑，挑起冲突——应当指出他们差点得逞——您一开头很难与列斯尼科夫合作，而伊戈尔同您也一样。还有一个例子：德米特里的死。我们最初就上了当，打算把他的死因同戈托夫齐茨与私人侦探所秘密行动信息的流失联系起来。德米特里利用私人关系查出侦探所里弄到有关雇主情报的人是谁后，就被杀死了。我们在这件事上又犯了错误：既然杀人，那么事态就很严重了，就的确与国家议员遇害有关了。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关联。是的，事务所里是有一个同事对上司的卡片匣怀有特殊兴趣，但这跟谋杀国家议员没有任何关联。杀死德米特里的动机很简单，是想把我们搞糊涂。他没妨碍谁，也没对犯罪分子构成任何危险。”

办公室里一片沉寂，气氛压抑。这里坐着的都是经常与死尸、谋杀、死亡打交道的人，但仍难以接受可以这么轻易地结束一个人生命的事实。既不是出于愤怒、怨恨，也不是由于贪欲和对暴露的恐惧，而仅仅是想把人搞糊涂。

“我接着讲。圈套的第二种方式，”娜斯佳接着往下说，“其行动带有一定的目的，但却弄些这样的假象掩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有人潜入房间之后，戈托夫齐茨经常处于惊恐之中——我已经说过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举动，委婉点说，有点异常，他的妻子担心丈夫干了违法的事，于是就求助‘格兰特’侦探所，并且得到所有与戈托夫齐茨接触的人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的备份已经提交给我们了。今天我给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打了电话，得知尤丽娅刚接触了其中的几个。她以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等各种身份与他们见面。希望通过调查丈夫认识的人的方式确定他是否参与了犯罪。最初我们认为她的死和调查丈夫有关，但却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假如认识戈托夫齐茨的人中没有谁和他做过犯罪交易，又为什么要杀死尤丽娅？”

“是的，顺便说一句，”格梅里亚插言道，“我一直在等你说出国家议员遇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