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我付不起钱，所以他举起三个指头。我转身欲走，他大喝一声，从床上跳起来。他说你怎敢言而无信？你不把钱留下，你休想出门。我被他的呵斥声吓了一跳，伸手把左边口袋的25元钱也掏了出来。我把50元钱捏在手里，然后拍了拍，说我不是没有钱，但我不需要你说废话，我只问你一句，牛青松现在在哪里？他说那你得让我从头说起。我说不用从头说起，我只需要结果。他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我忙举起手嘘了一声。我说你别再说了，从现在开始我拒绝付你说话的钱。
他说那你也得付我37元。我说不是30元吗？怎么变成37元了？他说你自己算一算，刚才我又说了7句：
你怎敢言而无信？一句。
你不把钱留下，两句。
你休想出门。三句。
你得让我从头说起。四句。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五句。
他每重复一句就掰下一个指头，他一共掰下了五根香蕉一样的指头。我说只有5句，刚才你只说了5句，你想敲诈我。他想了想说，还有一句。我说是哪一句？他说呵斥声。
他把倒下去的手指又弹直了一根。他说6句，一共是36元。我说呵斥声也算一句？他哼了一声。他一边哼着一边走向我，掰开我捏紧钞票的手指，抢走了36元钱，然后大叫一声滚，今后别再来烦我。他的大叫声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从他的房间推出来。
我知道刘小奇喜欢喝酒，而且现在他有了几个臭钱之后，喝的都是上好的酒。为了知道牛青松的下落，我特别留意刘小奇的行踪。我发现有好几次他醉倒在回他房间的马路上。我知道他逢喝必醉，而且醉了之后总喜欢说自己不醉，不允许朋友送他。有时他摇摇晃晃孤孤单单走在深夜的马路上，但无论醉到何种程度，他总朝着他住宿的方向。
当他看见他的房间，看见他的按摩室的时候，他强打起的精神一下就没有了，好像是有人从他身上抽走了一条筋，猛地丧失了走路的力气，瘫痪在马路旁。有时他乘坐的出租车开到他的楼下，他从车门钻出来，笔挺地站在楼前，目送出租车驰出去百来米之后，双腿一软，像泼到地面的水泼在地板上。他总是看到他的房间了他才倒下。
所以我常常站在夏夜的填河路19号附近等他，仅仅是为了一个关于牛青松的消息。
我把他扶上楼梯扶进房间，为他脱鞋、抹脸，闻他臭烘烘的酒气。有一次，我正在为他脱丝袜的时候，他突然从床上侧过身子，嘴里喷出一大堆东西，它们是被他的牙齿磨细，又到胃里走了一圈的甲鱼、虾和青菜、豆腐，它们像雨水一样降临我的肩膀，仿佛复活一般缓慢地爬进我的上衣口袋，生长于我的后背。吐过之后，刘小奇清醒了许多，他叫我到卫生间洗一洗衣服，到他的衣柜里挑衬衣。他的衣柜里全是名牌，他说我喜欢哪一件就挑哪一件。我洗过衣服，换上他的衬衣，擦干净他的地板，准备离开他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他用他的小手指抠了抠耳朵，说真的？我说真的。他说我有一个特点，吐过之后马上清醒，我不会受骗上当，我不会告诉你关于牛青松的任何消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聊聊别的。
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沙发上，自己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也给我泡了一杯。他说现在舒服多了，如果有酒的话还可以喝。我问他想不想喝茅台？他说我隔几天喝一次。我说我们家那一瓶是真的。他说怎么个真法？我告诉他，那是我父亲1970年时通过熟人，从糖业烟酒公司买到的，当时很便宜。父亲买回来之后一直没舍得喝，他把它锁在箱子里。高兴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箱子捧出来，把瓶子上的字通读一遍，还用他尖尖的鼻头在瓶口嗅一嗅。父亲常对我们说，等到有什么好事情了，就打开那瓶茅台来喝。
听我母亲说，父亲第一次想喝那茅台是1971年的春天。那时他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干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教书，夹起尾巴做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从他工作的那一年开始，他每年都写申请，决心不停地下，内容不断地变，可是他总有一些缺点让党的领导看不顺眼。终于1971年春天，云开日出，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并流下两行热泪。当天晚上，他炒了两碟好菜，把茅台酒从箱子里拿到餐桌上，他说今晚我要喝掉这瓶茅台。但是他吃了两碗饭后，还没有把茅台酒的瓶盖打开。他的手在瓶盖上滑来滑去，母亲问他你今天高不高兴？父亲说怎么会不高兴？我盼了十几年，眼睛都快盼瞎了，才盼到今天，我怎么会不高兴？母亲说那就把酒开了喝了。父亲茫然的眼神落到母亲的脸上，说真的喝了？母亲说喝了！你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位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在我命令你把它喝掉，这样才对得起党。父亲又摸了摸瓶盖，说我还是舍不得喝，说不定今后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母亲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父亲说难说，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怎么会没有高兴的事。父亲只是摸了摸瓶盖，又把酒锁进箱子里。
父亲第二次动了要喝那瓶茅台的念头，是在1974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的气候和现在的任何一个秋天的气候大同小异。作为人民教师的父亲因咽喉发炎引发支气管炎，甚至还有可能引发肺炎。父亲每天生命不息咳嗽不止。他咳嗽的时候，双肩不断地往上耸，他粗短的颈脖被他耸立的双肩埋葬。白天他站在讲台上咳，夜晚他坐在床沿咳，他像一只木质愈来愈干燥共鸣声愈来愈好的音箱，把咽喉咳得像太阳一样通红。在校长刘大选，也就是你的父亲的命令下，我的父亲住进了市医院。医院给他吊了几天青霉素之后，他的身上冒出了一颗一颗的疙瘩，他过敏了。
那时候他一边用喉咙咳嗽一边用双手抓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多处被抓伤，他感到呼吸困难。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呼吸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父亲那时万念俱灰，他对母亲说我快不行了，我真傻，我还傻乎乎地留着一瓶茅台，想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把它喝掉，我还能高兴吗？我快死了，我还有高兴的日子吗？如果我还活着，那么出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那瓶茅台。
40天后父亲康复出院，他把那瓶茅台又拿到了餐桌上。他用他的手指玩弄着酒瓶盖，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大病一场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区区一瓶酒还舍不得喝，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碧雪，我可真的喝啦。碧雪是我母亲的名字。母亲说你想喝你就喝，关我什么事？母亲对这瓶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少让父亲有些伤心。父亲捏着瓶盖的手突然散开，父亲说我的病刚好，是不是不宜喝酒？母亲说不知道。父亲说酒对咽喉有刺激，我还是不喝为好。父亲把酒又放回箱子，我看见父亲当时不停地咂嘴巴，不停地吞食口水。
1975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已经做好饭菜，我们全家人都在等待父亲归来。父亲从来都是一个按时作息的人，很少让我们这样饿着肚子等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围坐餐桌先吃，吃得肚子快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父亲骑着他的那辆破单车回来了。
父亲一踏进门就嚷着要喝酒，我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父亲打开箱子，取出那瓶他几次想喝而又未喝成的茅台，准备开怀畅饮。我敢肯定那一瞬间，父亲的每个细胞都活跃到了极点，他的喉咙他的食道他的胃都已经张开双臂，进入倒计时状态，期待茅台的到来。但是细胞呀喉咙呀食道呀胃呀，它们仅仅是做了一场梦，父亲手里的酒瓶被母亲一把夺了过去。母亲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喝酒？这个时候你高兴吗？你为什么高兴？你不是说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才喝这酒吗？我今天被厂里扣了奖金，你还想喝酒？
母亲因为上班时打了一个盹，没有及时接好织布机上的断线，所以被扣发了一个月的奖金。母亲每天上班的时候，要在近十台机子间走来走去，她实在是太困了，就一边走一边打盹，多年来她已练成了这套打盹的本领。厂领导对我母亲说，因为你的一个打盹，吹了一桩生意，外商说我们的断线太多，所以不再进我们棉纺织厂的布匹。厂领导还说我一看那些线头，就知道是你何碧雪弄的，那些线头上简直就写着你何碧雪的名字。
试想一想，正处在如此状况下的母亲，怎么会让我父亲喝酒？
母亲在跟父亲僵持片刻后，做出一点适当的让步。母亲说你要喝也可以，但你必须说出喝这瓶酒的理由，你心须说出一个让大家都高兴的理由。父亲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说是不是升官了？父亲摇头。母亲说是不是提工资了？父亲又摇头。
母亲说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值得你高兴？父亲说我不喝了，我不喝了还不行吗？母亲说不行，你非得说出一个原因不可，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了？父亲一拍大腿，从地上跳起来，说冤枉呀冤枉，这酒我永远不喝了。母亲说不喝了好。母亲把那瓶茅台锁进木箱里。
那瓶茅台就这样躲在木箱人不知，父亲至死也没有再动过喝那瓶茅台的念头，他也从不打开那只箱子。你肯定没见过那只木箱，那是装炸药的木箱。
说到这里，刘小奇突然把他面前的茶杯碰翻了，那些茶叶洒在茶几上和他的拖鞋上。
他问我真有这么一瓶茅台？我说有。他抬起沾满茶叶的脚背，在沙发上擦了一阵，然后用手拍一下我的后背，说走，现在我就去你家喝这瓶酒。
刘小奇穿着他那双沾满茶叶的拖鞋摇进我家，他的声音比他的身体先期到达。他说酒呢酒呢，快拿酒来。他的拖鞋好像存心不让他喝酒，在地板上滑了一下，他的身体向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