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带牛仔帽和抽古巴雪茄的男人，他热情地邀请罗杰·埃伯特去参加当年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
这位达斯蒂·柯尔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四位创始人之一，他自称是一名房地产商，但真正的工作似乎是结交每一个人。他在当年的戛纳还邀请来了“洛杉矶时报”、“纽约日报”、“村之声”等几家美国权威媒体的影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当时加拿大已经有了一个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蒙特利尔电影节，加拿大媒体对多伦多反应相当冷淡，几乎没有人进行报道。然后，达斯蒂·柯尔借助着自己的朋友，却让多伦多电影节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媒体中造出了声势。当然，当时的所有人也想不到多伦多如今的规模。
无论在多伦多、圣丹斯、戛纳或者某个亚非拉电影节，在美国媒体中你都能看到许多带着一顶特制银色牛仔帽的人们——这意味着他们都是达斯蒂·柯尔的朋友。这些人中甚至包括着大名鼎鼎的韦恩斯坦兄弟。
达斯蒂·柯尔和他的朋友们，本着分享的精神，创立了多伦多电影节，这也使得了多伦多成为了观众们尽情分享对电影热爱的天堂。
1979年，多伦多人民选择奖颁给了“最佳男孩（Best。Boy）”，它最终获得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这是人们第一次察觉到多伦多在发掘影片上的潜力。1983年，又一部多伦多人民选择奖“大寒”成为北美票房黑马。次年，科恩兄弟带着“血迷宫”在多伦多横空出世，这部影片被认为标志着美国独立电影时代的到来。但是，当时却是四处碰壁，一直到了多伦多才找到发行商。而当时，要到第二年，圣丹斯才举行了第一届号称独立电影天堂的电影节，韦恩斯坦兄弟也尚未涉足独立电影领域。1989年的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在多伦多获得人民选择奖，引发了大制片厂之间的出价竞争。
1992年，昆汀·塔伦蒂诺带着“落水狗”在多伦多北美首映，并摘得影评人费比西奖，这是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奖。从此，好莱坞和欧洲都逐渐把眼光投向多伦多。在加拿大国内，多伦多在与蒙特利尔电影节的竞争中也完全占据了上风。后者由于政治约束和不够民主的管理方式而丧失了一部分影响力。但是，在达斯蒂·柯尔的精神指引下，多伦多一直唱到各个单元的负责任有着选片的自由。聘请经验肺腑、对自己的品味负责的选片人是多伦多成功的关键。也许，只有在这里，观众可以仅仅凭借对某位选片人的信任而观看自己并不熟悉的片子。
从主流商业片到独立电影再到重口味类型片，多伦多的口味十分包容，这让它成为名符其实最“人民”的电影节。在每年十月举办的纽约电影节由于规模所限，选片的口味过于精细、接近欧洲，人只有多伦多这样的巨无霸才能称得上是“大众”，它比任何一个美国电影节都更加“美国”。
对于多伦多这样一个属于人民的电影节，加拿大热情好客的人们，会用最礼貌最热情的方式迎接世界各地抵达这里的客人。
1996年，法国女导演克拉尔·丹尼斯的“不知不觉爱上你”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开场前十五分钟，一个法国男人带着六七个时髦漂亮的女郎走了进来，坐在预留的VIP作为上，他们边走边大声地议论着。电影放映一会之后，这群人走到了过道上聊了起来。电影结束前十分钟，法国男人终于回到了座位上，但当银幕上开始出字幕的时候，他又和旁边的人大声说起了话。这时，坐在他身后的一对中年夫妇忍无可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先生，你实在太粗鲁了。”这人站了起来，没有进行眼神接触，带着他无比吃惊的同伴们随即离开了。这时，电影院里的其他观众告诉这个勇敢的男人，“你刚才撵走的是戈达尔。”
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的代表导演，1983年还凭借“芳名卡门”拿下了金狮奖。
男人的妻子调侃说，“他可喜欢戈达尔了，真是完美！”这对夫妇是电影院中唯独没有认出戈达尔的人。
多伦多的观众素来以热情和有礼貌著称，几乎每部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的影片，无论是好或坏，都会在结束时获得观众的掌声。这种“过度”的礼貌几乎成为电影节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
众所周知，加拿大人素来以有礼貌而著称，甚至有笑话说，即使在除了自己没有别人的房间当中，加拿大人打了喷嚏之后也会紧接着说“对不起”。他们的彬彬有礼可以用令人头疼来形容。所以，在多伦多，明星们不用担心会被过度刁难，因为加拿大人会让客人们宾至如归的。
同时，多伦多还是全球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移民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这也使得多伦多总是青睐能够反映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传递正面信息的温情影片。像“美丽人生”、“天使爱美丽”以及“卧虎藏龙”这样鲜明异国风情的外语片，也总是能够在多伦多得到热情的拥抱。
这一切的一切，使得多伦多成为了北美市场的试金石，也成为了奥斯卡公关道路上的起点，更让多伦多电影节在第四满贯的位置上逐渐烙下了脚印。
第1086章 全民狂欢
提起狂欢节，脑海之中就会浮现出化妆舞会、彩车游行、缤纷面具、汹涌人潮、艳妆浓抹、载歌载舞……马戏、小丑、美食、华服、欢笑、疯狂、舞蹈、音乐，这一切化作多姿的色彩，点缀在拥挤的人潮之中，无数的人群汇集着一条斑斓的河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蜿蜒，将冷色调的城市装点得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般。
从里约热内卢到威尼斯，从圣地亚哥到诺丁山，从尼斯到科隆，从蒙得维的亚到加拉希迪，从新奥尔良到渥太华……狂欢的脚步，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自己疯狂的足迹，让人们抛开日常生活中的枷锁，沉浸在生活的快乐、幸福与惬意之中。
对于多伦多的人们来说，每年九月份举行的多伦多电影节，就是他们的狂欢节。十天之内观看三百部电影，这绝对是一个疯狂的节日；来自海外的片商、导演、演员、记者和游客的人数，就超过了三万之数，更不要说还有五百七十万多伦多市民中的电影爱好者参与其中；如果再加上全球最大的发行权交易市场名头，多伦多的疯狂就更加显得失去理智了。
也许，你可以在柏林、戛纳、威尼斯拿下金熊、金棕榈、金狮，赢得一切赞誉，但如果发行权依旧无人问津，这是一件很悲伤兼愚蠢的事。因为，任何一部电影，无论是以什么为目的制作而成的，电影公司还是希望能够实现盈利。这也就使得以“卖片”为终极目的的多伦多电影节，成为了全球电影爱好者们最大的狂欢节。
哈维尔·多兰抵达多伦多的时候，这场狂欢节已经开幕两天了，他是在十一号上午到达这座距离蒙特利尔三百七十英里（六百公里左右）的城市。昨天晚上，和母亲大吵一架之后——因为他只有十六岁，他母亲不同意他孤身前来多伦多参加电影节——他选择了离家出走，背上了行囊搭上了半夜的火车，当他睁开眼睛时，就看到了这座被电影氛围牢牢包围的城市了。
离开被母亲禁锢的空间，就连空气都充满了自由的气息，这让哈维尔·多兰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把母亲和学校直接抛到了脑后，汇入人群的洪流，往电影节的主会场之一瑞尔森大学方向走去。
三天之前，哈维尔·多兰收到了他的奖品——参加YouTube上拍摄埃文·贝尔最新单曲“事实·虚构（Fact·Fiction）”视频的活动——他赢得了第二名。哈维尔·多兰尝试用蒙太奇的风格为这首单曲拍摄了一支音乐录影带，由他自己主演，最终获得了七百八十万的点击量，还有五万三千三百个“赞”，以微弱的优势屈居亚军。但即使是亚军，哈维尔·多兰也还是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多伦多电影节的电影票。
这个外形气质酷似詹姆斯·迪恩的英俊小伙子，因为父亲是演员的关系，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行业，他对于电影的热情在体内已经孕育了许久许久。这次为“事实·虚构”拍摄音乐录影带参加比赛，不是哈维尔·多兰的第一次尝试，但却是他第一次得到了认可。在YouTube上号召到近八百万的点击量，这让哈维尔·多兰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当然，能够参加多伦多电影节更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想象一下，那将是一个无数顶尖导演和演员们云集的盛宴，他可以没日没夜地观看电影——前提是他买得到电影票，他甚至可以接触到那些让他激动非常的导演们。哈维尔·多兰喜欢的导演有很多，比如拍摄出“不羁的天空”、“心灵捕手”的格斯·范·桑特，比如拍摄出“钢琴教师”的迈克尔·哈内克，比如创作出“精疲力尽”、“随心所欲”、“芳名卡门”的让·吕克·戈达尔，比如凭借“钢琴课”一举成名的简·康平，再比如拍摄出“春光乍泄”、“花样年华”的王家卫。当然，埃文·贝尔的“神秘肌肤”他也很喜欢，电影里有能够引起他共鸣的色彩、节奏和故事。
到达瑞尔森大学之后，哈维尔·多兰顿时把昨天和母亲争吵的不愉快全部抛到了脑后，眼前的人山人海，还有迎面而来的电影气息，耳朵里眼睛里接受到的全部都是电影的信息，那繁荣的场面让人不由自主就想到狂欢节，这让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血液开始沸腾，于是他没有任何犹豫，奋不顾身地跃入了这片“大海”之中。
哈维尔·多兰在门口领取了今天的排片表，上帝，确定这只是今天的排片表，而不是整个多伦多电影节的排片表吗？因为哈维尔·多兰拿到手中的小册子，就足足有近三十页那么厚，已经可以算是一片论文的水准了。
不过哈维尔·多兰也没有时间追问了，因为他看到了买票窗口前那惊人的长龙，他必须先开始排队，然后再想其他的事情。幸运的是，他的背包里还有一块三明治，否则去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