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领导讲话时，我到了前面，伊江也在那儿。
轮到我了，我脱下了大衣，给了伊江，我走到了讲话台。台上只有我一个女性，录象的，摄影的全对准了我。
我拿出了稿子，面带微笑，“各位领导……”
我的声音没有传出去，我把麦克风调到了嘴边，说：“各位来宾，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好！”
台下掌声一片。
我的声音激昂、高亢、清晰，前面的基调定下来了，后面的也好顺了。
“首先，我代表出版社发行部向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停顿了下来，掌声也响起来了。
我又对出版社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对该市的良好的人文环境做了褒奖，在结尾，我说：“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优惠的价格，来回报山城人民的厚爱！”
最后这句，我把嗓门拔到了很高，整个会场气氛也被我带动起来，掌声一直响到我走下讲台。
他们给我的掌声是最多的。
我参加过很多次的演讲比赛，伊江都没有看过，这次，是他第一次看我在台上讲话。见我下来了，他的嘴乐开了。
我问他：“怎么样？”
“好！”
我被众人夸着，赞美着，这种感觉，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了。在自己所熟悉的特长和专业里，才能散发出个人的魅力来。平时，我就是一个摆地摊的，一年四季在外面，脸和手都搞得很黑，很糙。有的时候，还被人看不起。
我们在一个南方城市的郊区办完展后，伊江说要带我们去城里好好地吃一顿。我们穿的是干活的那身衣服，脸上、身上还挂着灰。
服务员见了我们就说：“你们是来吃面条的吧？”
伊江说：“我们不吃面条。”
“不吃面条？那你们换一家吧。”
“我们吃炒菜。”
“你们吃炒菜？”服务员把我们看了个遍，“你们想吃多少钱的？”
伊江火了，“你管我们吃多少钱的呢！我们不差你们钱就行了呗！”
我们进了楼上的包间。
“拿咱们当工地儿的人哪？咱是文化工作者！”
“以为咱们吃不起呀？”
“咱进来就是吃面条的呀？”
“太看不起咱东北人了！”
……
为了能震住服务员，伊江点了几个贵菜。
服务员拿来菜谱时，我故意问丁一坤：“丁科长，你们最近那个案子破了吗？”
丁一坤被我问得一愣，但他马上反应过来了，说：“破了！妈的，这个案子太不好破，破了一个月！省长挺重视这个事，来了两次了。”
等服务员走后，我们全乐得嘎嘎的。
服务员上菜时，我又问丁一坤：“丁科长，你的那把枪是什么时候发的？”
丁一坤没想到我又个他抛来个球，“啊……那个什么……复员时发的。”
服务员下去后，我说：“丁一坤，你扒瞎扒得露馅了，复员了还发啥枪啊？复员了就得把枪交上去了。”
他翻了两下眼珠子，“那咋的，俺们就是复员发的枪。”
伊江说：“咱们的命运比老戴还好点。老戴趁那些钱，干完活也造的没个人样，穿个破军大衣，棉花还在外面露着，两千多块钱的皮鞋也看不出那个价了，他穿着这身，还去了饭店，你们知道服务员咋说的他吗？服务员往外推他，还说，‘去去去！没了没了，没饭了！上别的地方要去吧！’”
正文 一六六
老戴比我们更悲惨！
伊江说：“老戴还跟服务员解释呢，说：‘你别往外推我，我不是要饭的，我有钱。’服务员还推他，老戴把两兜子里的钱掏出来给她看，她才不推了，才让老戴进屋里吃。”
人在外面，能遇着挺多新鲜事儿。
伊江在各地办展，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他就顾不过来了，有些地方交给了亲戚，亲戚卖出了书，也不给伊江打款，而是拿着那钱，消费去了。不开伙了，与那几个人天天下饭店，还给每个人配了新的手机，后来竟单出去租了房子，还养了小姐。
管理不善，不光是伊江这儿的问题，老戴那儿的问题更严重。伊江任人唯亲，亲也不给他长脸；老戴信任朋友，朋友也不给他长脸。
老戴自己家的人少，他就只有任用外人。收款的人多数是朋友，朋友也坑他。有个收款的，帮他干了两年，不干时，人家买了两套大房子，还买了车。那几个收款的，我们眼见着他们往兜里揣钱。给他看书的人呢，责任心也不强，丢不丢书的，没几个人管。还有的人在晚上值班时，与收废品的约好了，把好多的书当做废纸给卖了。给老戴运书的小惠，长得老实巴交的，却把一大汽车的书拉到自己的家里卸了，老戴还不知道。
伊江干了很多个展，赔了很多；老戴也干了很多的展，也赔了很多。书没有个数，钱也没有个数，哪能不亏！不过老戴是家大业大，赔了，他也不在乎，经得起败。伊江向他说了一些他手下人的情况，老戴应该是能察觉到，但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有时，他在几个地方的展同时开，根本就顾不过来。对手下人的贪污行为，他自嘲地说：“钱嘛，谁花不是花！”
当我们从外地赶回北京时，伊江的亲戚、朋友们的变化给了他不小的震动。
首先是邢碟家，她的丈夫和伊江是朋友，是弟弟带他们家进入书圈的。几年的时间，他们迅速积累了资本，买了两套房子，三辆车。第二是伊江的小舅子，他也是弟弟帮起来的，人家两口子不摆谱，不张扬，扎根于北京，不显山不露水的，把钱攒足了，买了一套二十几万元的房子，车也换了几台。还有一个是弟弟的小姨子家，琨儿和何荆两个人也是由弟弟带入这一行的，他们也买了房子。
外地人如果在北京买了房子，安定下来，是一个成功阶段的标志。
伊江这几年，在外面边办展，震动很大，影响也很大，但是没攒下钱，把老本还折里了，陪进去二十多万，买房的钱也没了。弟弟同他们比，干的最早，收益却最差。
伊江说，他走的路线错了，在外地办展的风险大，费用大，不应该再办下去了。他把方向又转向了北京。
老戴仍然坚持老路子，他说，别人都不干了，他干，就他一个人挣钱了。他说他后半辈子就吃干展销会这碗饭了。他有一大库的书，都是从各地淘来的“尾货”，很便宜，有的是沽堆包的，有的是论吨称的，他那些书，怎么卖都行。他在上海，有一回，给顾客也这么卖，论斤称，就像市场上卖菜的，还上了新闻。后来有人制止了，说这也太不尊重文化了，以后，就不让这么卖了。
老戴的三角债很多，别人欠他的，他也欠别人的。他说他不敢回北京，一回来，就有要债的，所以，他的手机常处于关机状态，使债主们找不着他。他还有一部手机，只有几个人知道。伊江还是通过别人要来的那个号。
伊江回到北京，就参加了地坛的书市，包了几个连摊。头两天，卖不出钱来。
丁一乾在主通道上有个摊，他们公司在处理一部分残书——不成套的、有缺损的等等，用行话说是“品相不好”的书，他们卖不动。
伊江去了后说：“你把这点给我吧，我给你们买。”
他们正好要倒出地方，让伊江全拉走了。这批书，他们给伊江的价格很便宜。伊江要我们卖的比市面上的普遍底。这个低价优势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人，不到一天，那些书就全卖光了。
伊江发现了这个商机，与瑾儿从书市上神秘地消失了。等到快收摊时，他们回来了，还拉来了三大卡车残书。亲戚、朋友们，能帮得上忙的，也都过来帮忙。对弟弟的行为，有的人在观看，有的在替他犯愁，这些书可怎么处理？
我们干到了夜里，把能挑出来的成套的书，单拿出来，价格就能卖得高一点，不成套的，就放在一起集中处理。
我们打出了“五元两本”的牌子，伊江站在通道上喊，招揽着生意，他还自编或借鉴了一套嗑：“好书不贵，打折优惠。”“老板不在，给钱就卖！”“走遍东南亚，这里是最低价；跑遍全中国，也没有这价格。”……
顾客挑着书，听着伊江的话，也乐。有的顾客还识破了他，问伊江：“你就是老板吧？”
“我不是。老板在家吃奶呢！”
顾客不爱听了，觉得伊江说话太露了。
伊江说：“老板是我儿子，才两个月。”
伊江有了二胎，伊妹在家给找的人，交了三千块钱罚款，落上了户口。
伊江还真把人给招来了，顾客简直不像买书，而是抢书了。卖到最后那天，负责上书的那两个人，从棚子后面往前倒书，都供不上卖的。
老戴也来了，他一看伊江的书这么好卖，就把弟弟挑好的成套的书全给包了。
一个书市，伊江包来的三大货车的书，卖了两车半，只剩下小半车拉回来了。
这个书市，伊江稳赚。
赚了钱，伊江一家就想好好地过个春节了。
我们从到北京来，每年的春节都赶庙会，三十晚上布展，大年初一就开始卖书了。年年如此，好的电视节目也看不着。再说了，瑾儿已有几年没回娘家过年了，他们该回去看看了。
伊江问我想不想参加庙会？如果不想，就呆着，在北京也好好过个年；如果想，库房里的书可着我买。
我说，我不想呆着，我想卖书。
这倒不是说我不想休息，不想好好地过年，而是我呆不起，如果这一个月我什么也不干，要吃掉多少？花掉多少？
伊江帮我报上了摊位，他们一家三口就回东北了。
这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故障，可能是我常年在外面卖书的缘故，特别是冬天，经常是浑身冻透了，回到家里，手、脚、身上摸不到一块热乎的地方，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时，即使是屋里有暖气，我也不别人怕冷。我的膝盖疼得更是没法，如果我坐在椅子上，不小心被人碰了，就会疼得我“啊——啊——”地大叫，他们还说我在虚张声势。疼的是我自己，不是他们，所以，一到有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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