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站在各自的利益上看事的。伊水没有替我们着想，让房价跌跌跌，让我们能尽早地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也没有替她着想，让房价涨涨涨，让她赚了再赚。姐妹之情、姐弟之情在同利益的对比上，是那么地微不足道，那么地不值一提了！
我妈是盼着每个儿女都好的，但是她也常说错话。比如，在伊水家，电视上说房价降了，妈妈拍手称快：“降了好！这家伙让他们涨的，太不象样了！”一回头，看见了伊水，伊水正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妈妈。
作为中产阶级的伊水，买了房子，就没有换车的钱了，她的那台老车，去年就到了报废的年龄，按照规定，每年务必要年检两次，修理费、年检费、保险费都加起来，要三千多块钱，把那台车卖了，也不值这些钱。为此，伊水不检车了，能不修就不修，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开了一年多了，除了老天爷给洗了几次之外，她没再洗过车。车身上的漆掉得东一块西一块的，那上面的锈，像人身上长的流脓淌血的疮，玻璃上还有鸽子、燕子或鸟什么的拉的几摊屎做点缀，谁见了都想往远了躲。
这台车使我出入小区时，很是风光。保安人员每见到它，麻木、暗淡、无光的脸上都像开出一朵花来，离着老远，大门就为它打开，并抬起手来，向它致敬——这是我在开好车时从未受到过的礼遇。
别看这台车不咋地，却有人怕过它。在大门口坡起时，突然熄火，它的后面尾随了一个“大奔”。我们谁也不想看到一台破车因溜车而撞到大奔的惨景——它撞了也就撞了，把大奔撞坏了哪儿，可不是一百二百能打发得了的。出于对大奔的爱护，保安人员、大奔司机，几乎是同时奔向了破车的后面，一鼓作气，把它推到了安全地带。
开着这台车，比骑着一台“猛里蹬”自行车还现眼！
“伊水，你把它卖了吧，我们跟着它都丢人！”
不但妈妈劝她，我们也劝她。
伊水却一往情深地说：“俺家的钱都是它给挣的，我对它还挺有感情的呢！再说了，用它接个孩子了，买个菜了，也挺方便的。”
我问伊江：“这台车，如果被警察抓着，最严重的处理结果是啥？”
“吊扣驾驶证，罚款两千。”
驾驶证不能给警察，好几千块钱来的呢；行使证也不能给，越给，罗乱越多。我们经过了思考，统一了认识：谁开这个车，万一哪天幸遇了警察，这俩证都不能往外掏，其他的人以找别的车为理由，先撤出去，司机再以找证件为由，溜之大吉。车，我们也不要了，归警察吧。
“警察不得寻思这台车是咱们偷的呀？”我说。
伊江说：“那也比损失几千块钱强啊！”
我又去劝伊水：“你卖了它吧！开着车，提心吊胆的，弄不好，你连一千块钱也得不着。”
伊水还是没有卖了它——一个中产阶级的破车！
尤湖的胆子是最大的，他敢开着他们的这台车上三环，上二环，上长安街，上它不应该去的地方。
我说妹夫：“你开着它，连那些地方也敢去？你不怕给录象啊？”
“录就录呗！这车的手续都不全了，扣分罚钱，也找不着咱。”
伊江开着它，灭火率是最低的。他带着我们，在北京的边缘地带四处转悠，寻找闲置的库房。我们已找了三天，看了几处，定下来了：八十多平米，新房，环境好，干净。
瑾儿说：“库房的房租一年一万，我们住的房子，每年六千，家附近的几个库一年八千多，生活费一年两万，伊望的入托费一年五千，别的还没算呢，一年得多少钱？不挣钱哪行啊！”
我说：“人都快成了钱的奴隶了。”
瑾儿：“人就是钱的奴隶！挣完钱花钱，花完钱再挣钱。不知道谁为谁挣呢！像蜜蜂。”
丁一坤单干了，他逮了一个大份儿，净挣一万两千块钱。他也像涨了几个台阶，高人一等了，“换手机！挣了钱就换手机！”
瑾儿说：“又够他得瑟几天的了！挣了一万就那样，挣了十万得啥样？”
淘气儿上学又是令我发愁的事，初中毕业，他有几个走向。一个是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考中专。我不想让他上中专，想让他上大学。因为中专的费用很高，念完了，还得上大学，还不如直接上高中，再上大学。他上高中，如果回老家念，可以省下很多的钱，但是在老家也没人管他，我又不放心。在北京念高中，我们是外地的，费用比北京的孩子高很多，我们住的附近的高中一开口要三万，三年的，一次性交齐，吃、住还没算。我上哪儿去弄这钱？虽然弟弟说过要资助我，但我自己家的问题还是想自己解决。上完高中，还有一笔费用，就是上大学，我问了一个大学生，他说费用大约十万左右，有比这便宜的，也有比这贵的。
又是钱！
没有钱，淘气儿初中毕了业，就得走向社会。
市场经济，用钱说话！
有一对老夫妻看见了我们的书，要给他们的孩子买些古典名著。
妻子说老伴：“你给他们买，他们也不看！年轻人这个忙啊，抓不着个影，也不知道他们都忙的啥？”
我说：“都忙活钱去了！”
正文 一九三
老两口就乐，说我说的对。
钱，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人生活的中心和目标？钱，又从什么时候起，支配起人来了？
我在家里拣到了一个团徽，问淘气儿：“这是谁的？”
“我的。”
“你哪来的团徽？”
“我入团了。”
“啊？你啥时候入的？”
“早就入了。”
“这么大的事，你咋不告诉我一声？”
“那有啥说的！”
“你咋入的团？”
“我们老师说有几个团员的名额，问我们谁入？”
“有要入的吗？”
“谁入那个呀！我们班没有一个要入的。最后老师点到谁，谁就得入。一共四个，有我一个。”
“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
“写了。”
“你咋写的？”
“在网上下载一份就得了呗！”更快捷、更省事了！
“下载完了你就交上去了？”
“啊。”
“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入团？”
“我们老师说，入了团，在中考和高考录取时占优势。同样两个人，分数一样，一个是团员，一个不是团员，肯定录取团员。”
我问他：“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入团的？”
“就是为了这个呀！不为这个，老师让我们入，我们才不入呢！”
这就是他入团的动机！如果非团员比团员的分数高出一分，他和老师所说的团员的优势就没了。
人变得功利和现实了，包括孩子。
我问他：“团的知识你学了吗？”
“没学。”
“连个手册也没发给你们吗？”
“没有。忙着中考呢，交了申请书，就入了，接着就考试了。”
信仰危机，不只是在团员中，在党员中也很严重。
我记得有一个对党员的不记名的问卷调查中，问：你相信共产主义能够在人间实现吗？
提出来了，就已经是个问题了。正因为相信的人少了，才有了这个疑问。
有一个党员在卷子上打了个对号——就是相信能实现，后面还附上了一句：那是佛的世界。
党员队伍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有多少？表面上信，而实际上不信的有多少？假如把党员一个一个地用测谎仪测，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应该是惊人的。把入党作为积攒政治资本、捞取个人实惠的人不是没有。在领导干部的提拔中，党员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很多党员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而不说实话——党的多次运动把人锻炼出了这种本能。当一种政治运动来的时候，只要基调定下来你是错的，你就百口莫辩，没有人去为你辩护，或者说没有人敢为你辩护，也或者说即使是有人为你辩护了，他也会成为受迫害的一员了。文革就是个例子。谁敢保证文革以后会没有类似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的发生？谁能打这个包票？
人的信仰不是强迫你去信，而是发自人内心的自愿地信，从心里面敬仰它，膜拜它，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人的思想不是靠行政的那一套，去严格管制才能管好。管出来的是人的表面行为，放松的时候，人信的还是自己的那一套。
党的管理存在着问题，而且问题很大，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们说出来。
实现共产主义，那个目标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
我的人生同样缺少指导，缺少规划，我像迷路一样，不知道该信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迷茫。
回想这十二年来，情感生活占据了很大的一块，尤其是性，它是很难过的关，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与几个人发生的性的关系，是我人生中的污点，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和方式发生的，都是不应该的。在我了解到了有关爱滋病的知识后，更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怕：我在冒险和侥幸！他们几个人中，如果有一个得了这种病，传染到我，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但名声毁了，生命也毁了。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是现在，我是不会那么去做的。人要珍爱自己，珍惜自己。自重，别人才能尊重你。你首先就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了，别人更不会尊重你了。
我的生活圈子很有限，认识的人更有限，别说是丧偶的，就是离婚的，都很少，即使是有离的，与我的年龄及各方面相当的也是少之又少。条件般配，也要看彼此能不能接受，不仅是双方，还有孩子。这个年龄有正是爬坡的阶段，孩子成长，上学，都需要花钱，负担很重。现在，又多是独生子女，都是掌上明珠，都娇生惯养的。再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人的结合了，即使两个人能合得来，孩子们能不能合得来呢？一些熟悉的人怕担责任，怕落下埋怨，也不爱给介绍。单身了这些年，条件太不好的呢，我也不想找，找不好了，再过不长呢？条件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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