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看了什么书了吗？”她问。
“白天上班，晚上在和你聊天呢。”
“你应该看看的。我假期看了一本书，还不错，路遥写的《人生》。”
“好像路遥还没死哦？”我转过头来笑着对她说。
“你又不是村上春树。”她笑了笑接着说道，“读本书干吗那么挑剔？其实中国很多当代作家还是很不错的，比如冯骥才、莫言等。”
“我无所谓的，我是啥书都看，只是以前一个高中同学说他读书要读就读已死之人写的书，那样才有深度。当时挺羡慕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后来看了《挪威的森林》，才知道他是仿照村上春树说的。”
“靳瑜瑾？”她顿了顿又说道，“应该不是她，她不会说出这么低俗的话？”
“这句话怎么低俗了？”我有些不解地看着她。
“村上春树不是还没死嘛？他一方面告诉你不看未死之人的书，一方面又在读《挪威的森林》，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应该不叫低俗吧。”我笑了笑说道，“最多算人品问题。”
她抬头笑着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那时正是农历八月，花溪大道两旁的桂花开得正艳。
“靳瑜瑾们回来了吗？”隔了一会儿她突然问道。
“应该没有吧，反正没打电话给我。”我说。
她点了点头，再也没有着声。
把她送到寝室后，我就回到了我们宿舍，寝室里的同学也差不多都到齐了，奇怪的是，连钟聿德也到了。
“哎，你怎么搬回来住了？你那麦田里的守望者呢？”我对着钟馗问道。
“别提了。”
“分了？”我继续追问。
“是啊，他奶奶的，我以后绝对不结婚了，你要看足球，她要看还珠格格。”
“我靠，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我以前高中同学也这么说过。后来我想了想，有个最简单的方法就解决了啊，你买两台电视啊。”
“SB一个，我讲的是性格不合啊，电视可以买两个，那其他的呢？”
我摇头苦笑了一下，就没有再说什么。
人家说夫妻有七年之痒，原因就在于开始的时候如果发现彼此的问题都不去计较，不去在意，但时间长了，就不能互相容忍了，但过了那个坎，大家也就习惯了彼此的缺点，也就不去计较了，夫妻之事本来也就这样。
我像盈盛讲诉我的想法的时候，她斜着头撒娇式地看着我。
“你以后真能容忍我的缺点吗？”
她习惯于挽住我的手臂，有时会把手插进我的上衣口袋里，而我则喜欢把双手插进裤兜里。贵阳的天气本来就比较偏冷，花溪更甚之，秋天一过，走在街上凉凉的，起风的时候，她会把手从我屁股的皮带上方摸进去贴在我的后背上。
我很喜欢她这样子，或许也仅因为这样，我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她的存在。因为当我们彼此不接触走在一起时，我总会觉得身边这个女人是瑾，特别是当我们两人独自并排走在学校后墙外的中山路时，听着踩在脚下的梧桐叶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会情不自禁地搂过她的肩膀。这是我对瑾的习惯性动作。
这学期都开学一个多月了，但她和习敬轩都没有打过电话给我，当然我也没有打过给他们，或许我们彼此都希望保存着这份难得的平静吧。
这期间我认真地看完了路遥写的《人生》，我很喜欢这本书，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笔下的高加林和我小学时一个老师的遭遇很像。我那个老师也是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的，然后回家后当过赤脚医生，当过民办教师，后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调到县委去任职，再后来又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又被下放到当时出去的那所小学教书，前些年由于超生又回到了农村，去年有次回家看见他挑着两篮子鸡蛋在街上卖，已经与一个地道的农民无二了。我当时有种特别心酸的感觉，都没有敢上前去叫他，但我特别能感受他那种心理落差。另外，我特别喜欢《人生》中的那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的确，人生要是能像单机版的游戏一样能存档多好啊——在每一个岔路口存一个档，当发现所走的路途不是那么平坦如意的时候，可以回过头重新调档重来。
这段时间，我还遇到一个我高中时同校的学生，他叫聂甦，我说过，我的高中时一所牛逼得不能再牛逼的学校，在本省读大学的都屈指可数，在这种本省的三流大学里更是寥若晨星了。尽管我俩高中时基本上不认识，但在经过一番骂娘和感叹世事不公、命运不济之后，我俩很快成了朋友。
他有两个爱好，好赌、好色。但他有支撑他这两个爱好的本钱，一是他家里有钱，二是他本人长得很帅。
他有个女朋友在马师大那边读书，中途翘课无处可走时，我基本上都是去找他，不过我从没有带盈盛见过他，倒不是因为别的，因为我知道她和盈盛本来就属于两个极端世界的人，根本谈不到一块，不过他倒经常带我去找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是一个胖墩墩的女生，经常都化着妆，小嘴涂得红红的，属于一看起来就能勾起人性Y的那种。他们是小学同学，她对他很好，基本上是属于有求必应的那种。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次我们在火车站那边打牌，一晚上输光了我们俩身上所有的钱，第二天回校的车费都没有，翻遍所有的衣袋，最后找到两个1角的硬币，那时从火车站坐公交到学校要1。7元一个人，坐车到师大只要1元，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坐车到师大去找找以前的同学，上车后丢了两个1角的硬币在自动投币箱里面，还好，公交师傅看了我俩一眼，没有说话，就这样到了师大。
到达师大后，同学没有找到，就走出校门在天桥上闲逛，看见一个盲人端着一个破碗在上面乞讨，饭碗里放有两元钱，聂甦就走到那盲人身边去把那两元钱拿起揣到了自己兜里，那盲人把眼镜一掏，双眼死死地盯着我俩，我俩也死死地看着他，他见我俩都凶神恶煞地，也没多说什么，就默默地把眼镜带上。
有了这两元钱，我们就坐车到马师大去找他女朋友了，他女朋友对于他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的，所以找到了他的女朋友，基本上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不过像这之类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盈盛说过。首先一个男生这么对他女朋友，多少有点卑鄙，其次她的成长环境中从来就没有缺过钱，而钱却又是我又恨有爱的东西，为了在她面前保留我硕果仅存的虚荣心，我必须得表现得很不在乎。再说我本来也属于那种表面无所谓但内心却非常复杂的那种，我害怕他走进我的心里，害怕她认为我也和聂甦一样，害怕她因此而嫌弃我，为了不失去她，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一切阻隔开来。
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次学校组织参加文化演出，我当时的角色是演向日葵，整个过程就是用头对着演太阳的那个人不停地转。活动结束后就是和领导合影，我站在最边上，由于人太多，相片洗出来后根本找不到自己。读书时成绩一直不好，不过也不调皮，总之就是平平淡淡，姑且不说学校每周贴出的红、白榜上从不会出现自己的名字，就连老师表扬或者批评的时候都不会提到我的名字。
另外一个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当年小升初没有考上，那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失败的痛苦，我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关了一整天，没有人叫我，也没有人来问我，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人，我当时差点就和几个老乡去“杀广”了，至今听起来仍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如果那次我真走了，我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即使现在回忆起那些陈年旧事的时候，都有点想哭的感觉，或许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前些日子，有个朋友从清晨穿来消息，要放弃一个自认为已经知道结局的未来，突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在重复着别人的故事，跌倒了，再爬起来，或许跌倒了，不再爬起来。很多人其实整个旅途中也一样听不见一声赞歌或一声鼓励，但回头想想，赞歌或鼓励又能改变什么呢？就算有，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对自己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有时我也在想，和聂甦在一起的日子，或许才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做最真实的自己，什么都不去管，什么都不去想，过一天算一天，哪怕天踏下来也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就如他所说，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话虽然这么说，可惜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做到，我总是在怀疑自己，总是在担心明天，我的内心总是充满着恐惧。
那一年是个流年，期末的时候还着了个通报批评。
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
那天考《邓论》的时候，所有题目都已经做完了，就在那里干耗着，突然发现抽屉里有一叠答题纸（因为临发卷子前老师重新调了下座位，那摞答题纸应该是另外一个同学留下的），于是乎我就翻开来对题目，结果人赃俱获，最后的结局是《邓论》为零分，在班主任田灼华的斡旋下，结局还算好——全系通报批评，当然理由不是考试作弊，而是殴打监考老师。
为这事，差点就和盈盛闹掰了，她认为错了就是错了，没有必要去争辩，更不能去打老师，好说歹说，她还是原谅了我。
由于是在物理楼张榜公布的，瑾也很快知道了消息，那天习敬轩打电话过来叫我们去吃饭，但我能明显看出瑾对我有些强装笑脸，不过女人就是天生会演戏，她和盈盛一见面，彼此就表现出非常亲热的样子，似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其实我能明显感觉到她们是装给我和习敬轩看的，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她们这一学期压根就没有见过面，而且盈盛也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瑾。
那天我们一起在校外的小饭馆一起吃了顿饭，然后大家还喝了点酒，吃完晚饭后，习敬轩提议到花溪公园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