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的态度表明得清清楚楚。
有一种说法，《鬼趣图》是罗聘从扬州带到京城的。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不大。一是在这之前扬州没有听说过这件东西，难道罗聘一直秘不示人？二是罗聘画路很宽，功底很深，在未弄清京城底里以前，岂能贸然以“鬼”取胜？认为是他到京师以后，看到种种人态似鬼态，人趣若鬼趣的世间相，才起了创作《鬼趣图》的念头，倒是较为合理的。
《鬼趣图》一共八幅，第一幅是满纸烟雾中隐隐有些离奇的面目和肢体；第二幅是一个个短裤尖头的胜鬼急急先行，后面跟着一个戴缨帽的瘦鬼，像是主仆的样子；第三幅是一个穿着华丽而面目可憎的“阔鬼”手拿兰花，挨近一个穿女衣的女鬼说悄悄话，旁边一个白无常在那儿窃听；第四幅是一个矮鬼扶杖据地，一个红衣小鬼在他的挟持下给他捧酒钵；第五幅是一个长脚绿发鬼，伸长手臂作捉拿状；第六幅是一个大头鬼，前面两个小鬼，一面跑，一面慌张回顾；第七幅是一个鬼打着伞在风雨中急去，前面有个鬼先行，还有两个小鬼头出现在伞旁；第八幅是枫林古塚旁，两个白骨骷髅在说话。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看了使人既耸然又发笑。
《鬼趣图》在绘图技法上很有独到之处。据道光年间的学者吴修（思亭）的记载：“先以纸素晕湿，后乃行墨设色，随笔所至，辄成幽怪之相，自饶别趣。”④墨的渗透和渲染是泼墨山水的基本技法，把这种技法引用到人物（鬼物）画上，使技法和主题巧妙地结合，充分体现出鬼气和鬼趣，却是罗聘的精心创造和湛深艺术修养的表现。
《鬼趣图》描写的是谁？讽刺的是谁？或者说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罗聘没有说，他只说画的是真事——是他亲眼见到的。他这双蓝眼睛与众不同，可以白日见鬼，他所画的就是他亲眼见到的各种鬼相。
对此，纪昀在《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室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幢幢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流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于身几十倍，尤似幻妄。”⑤
言之凿凿，耸人听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鬼影幢幢，虽非亲见，亦言得自他人。他们就真的这样见鬼、信鬼？“凡有人处皆有鬼”，“鬼所聚恒在人烟密簇处”，“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等，透露了一点秘密，鬼就在人中间，人中即有鬼，借用李卓吾评《西游记》的一句话：“妖魔反覆处极似世上人情”。《鬼趣图》者，人趣图也。
联系当时的文艺现象，这一点更为清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谈鬼，袁枚的《子不语》谈鬼，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谈鬼，稍后的王椷的《夜雨秋灯录》、沈起凤的《谐铎》也谈鬼。它们之间的思想艺术高低不同，谈鬼则一。它们不像六朝志怪小说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也不像唐宋传奇小说借谈鬼以逞才情，它们借鬼喻世，借鬼讽世，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目的是清楚的。这是当时一种风气，也是一种托词，谈鬼比谈人风险要小，罗聘借见鬼而画鬼，则更难究诘了。《鬼趣图》“栖毫甫竟，题翰已多”，英廉、翁方纲、钱大昕等都有题诗，后来随身携带，题句更多，各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发挥。如吴照说：
肥瘠短长君眼见，与人踵接更肩摩。
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徐大椿说：
早岁已持无鬼论，中年多被鬼揶揄。
何人学得燃犀法，逼取真形入画图。
袁枚说：
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
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
知此趣者谁，其惟吾与你。
蒋士铨对第二幅瘦鬼跟着胖鬼的写道：
饿鬼啾啾啼鬼窟，不及豪家厮养卒；
但能倚势得纸钱，鼻涕何妨长一尺！
张问陶对第八幅两个骷髅讲话的写道：
愈能腐臭愈神奇，两束骷髅委路岐。
面对不知人有骨，到头方信鬼无皮。
筋骸渐朽还为厉，心肺全无却可疑。
黑塞青林生趣苦，莫须争唱鲍家诗。
诗画结合，《鬼趣图》的主题越来越具体而丰富。说《鬼趣图》是中国式的讽刺幽默漫画的开端，不为过份。
《鬼趣图》一出，罗聘在京师的名声大噪，当然也有人为他担心，如程晋芳就劝他：“斯图即奇特，洗手勿轻试。”画鬼遭鬼忌，掩饰得再巧妙，也会弄出麻烦来的。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秋天，罗聘画了一幅《归帆图》，表示要南归了。翁方纲、钱载、钱大昕等60余人在陶然亭设宴赠诗送别。对一介布衣的罗聘来说，称得上是一次盛会，可见他在京师的交游之广和为人所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罗聘到了天津，在这里，整理了金农的诗集。他在后记中说：
冬心先生既编其诗为《冬心先生集》，后复编续集一卷，……此卷亦已泯焉。……于是经年求访，倚席之讲授，好事长者之藏弆，酒亭佛寺之壁，蜡在复瓿之余，于尘藓垢蚀、缣素凋裂间，寻循点画，指定拟似，至于忘食废事，厘为一卷，仍其原序，以终先生之志。……倾诉了他搜集老师遗作的不遗余力，和溢于言表的怀念之情。
回来的路上，途经泰安。他的诗友朱孝纯在这里任太守，挽留他在泰安一住三月，恰好另一位友人朱二亭（朱笉）也来此，他们结伴而游，因风雨的原故，凡三登方造其颠。罗聘作有《登岱诗》和《游岱图》。朱孝纯《登岱诗》小叙中说：“罗君平生材艺，与山川秀美，相为映发；而又能杖履岩壑，不悭所遇，有如此者。”蒋士铨在跋中也说：“予读记与诗，奇峭奥博，不啻偕君曳履天梯石磴间，惊喜危俱，一时并见。是君既能摄有形之泰岱于行墨中，又能摄读者心魄于无形之泰岱中，神妙固如此哉！”在此游中，罗聘留下了好诗好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秋天，罗聘和朱二亭同舟，回到了一别四年的故乡。
三、“花之寺僧”老更贫
罗聘回到家乡，仍干他的旧营生。罗聘画梅是得金农真传的，妻子方婉仪和儿子允绍、允缵都善画梅，“罗家梅派”
传颂一时。
罗聘还抽暇到过湖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由山西回来时，正是岁末，除夕夜儿辈画岁朝图，他和妻子对酌联吟，过了一个难得的团聚之夜。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罗聘又去京师了。临行时妻子方婉仪正患肺病缠绵床榻。顾不上妻子生病仍要远离，总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吧。罗聘五月初动身，六月中旬住在济南客舍，一天夜里忽然梦见方婉仪手持自己画的梅花卷出现在他面前，说：“我，滇南去矣！”罗聘醒来，百思不解，等他八月到了京城，来自家乡的一个叫万华亭的告诉他，方婉仪已于五月十九日在扬州病逝了。这对罗聘的打击是巨大的。艺术上的同道伴侣，生活上的贫贱夫妻，相守二十七年，没有过过舒心日子，如今离他而去了，罗聘怎能不悲愧交加。此时妻梓待葬，儿子待养，罗聘却两袖空空，欲归不得。他身居古庙，对月难眠，感叹道：
空有千秋业，曾无十日资。
欲归归未得，何以慰儿痴？
情急之下，他甚至把妻子过去写的《忍讥》诗，亲手抄录，呈送显贵，以引起怜悯博一点施舍。这次在京城虽又结识了周筤谷、桂未谷、丁小疋、王秋塍等名流，也出席过翁方纲主办的东坡生日纪念会，诗名画誉不减当年，但伸手援助者却寥寥。罗聘本来受金农佛教思想的影响很深，此时对世事更淡漠了，“人生都作画图看”——这不是新的《鬼趣图》吗？
在京不到一年，他凄凉地回到扬州。
过去画鬼，现在画佛了。据说过去他曾做一梦，梦见自己踏进一座寺庙，庙的名字叫“花之寺”。他认为自己前世就是这座庙的住持，因起号“花之寺僧”，他画佛像，都题这个名字。无论出于什么心理状态，罗聘皈依了佛教——他逃禅了。
在扬州画了一些时画，又到南京去卖画。他住在普惠寺里，常和诗人袁枚、陈古渔、汪阿涛和画家吴先之等来往。他和袁枚的交谊最好，曾到袁枚的随园赏花，后来袁枚还将唯一的幼子寄养在罗聘家中，可见他们关系的亲密。
乾隆四十九年（1785年），皇帝要作第六次南巡了。扬州天宁寺是驻跸的行宫，天宁寺后面的重宁寺是祝祷之地，为了迎合皇帝，盐商们出资修缮，以数百金的润笔请罗聘作大幅壁画。这幅壁画当时在扬州成为名迹，可惜现在已不存在了。“八怪”中能画壁画的，罗聘是唯一的一个。
是出于菩萨心肠还是对世事的不能忘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罗聘曾应请出任瓜洲育婴堂的董事，这是有声望的人才能出任主持的。他一革营私舞弊的行为，对待孤儿“恩爱若同生”，为地方上做了好事。
罗聘始终不忘京师。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年近花甲的罗聘又带着小儿子允缵三上京城。一别十年，他现在已是名闻南北的大画师了。他在宣武门外琉璃厂观音禅寺一住下，“一时王公卿尹，西园下士，东阁延宾，王符在门，倒屣恐晚”，⑥都以能与罗聘相交接为荣。学者、诗人吴锡麒，诗人、画家张问陶，书法家伊秉绶，诗人曾宾谷，诗人、书法家王文治，学者孙星衍，学者、诗人法式善，学者、文章家姚鼐等海内知名的大家，都成为罗聘谈学论艺的翰墨之友。保安寺街翁方纲的宅第，罗聘更是常客。这时不仅京城求画的人多，朝鲜人也以重金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