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的了。但她还真就受得了，每天总能变出几个花样，一本菜谱只怕都快被她翻烂了。做饭的过程中她也能够自找好多乐趣，主要就是看影碟，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张舞曲，我的几乎所有CD她都不爱听，因为大多都是些英文歌，她听不懂，“数你们这种人最可恨，动不动就用英文歌啊什么的来压迫我们这些不懂英文的人，”有一次，她故意抬起双手朝我做凶狠状，“恨不得一把把你掐死算了。”
我立即哈哈笑着在床上放平了自己的身体，再不动弹，“来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趁着羊骨粥还没熟，她赶紧抽时间洗了个澡，洗完后也不穿衣服，裹着条大毛巾，一边擦头发一边切菜，不时去掀开锅盖看看羊骨粥煮好了没有，每次都要半闭上眼睛好好闻闻粥的香气，我知道，每逢这时，哪怕我不在身边，根本就没人看她，她也满脸都是得意之色，肯定还在心里夸自己呢，兴之所至，说不定就要打开音响来他一曲恰恰了。
饭熟了，粥好了，囡囡也该出门了；关好门，锁好锁，下楼的时候别崴了脚；出了院子上了路，天上的月光像瀑布；别丢了筷子别砸了碗，能走慢点就慢点；想偷吃点就放开吃吧，多吃一点是一点；风不要吹来雨不要下，树影影里走着个沈囡囡；哎，哎，走着个沈囡囡，好像那兰州城里的白牡丹！
——我躺在床上自己编的“花儿”，其实一点也不像是“花儿”，反倒像是山东快书。
这就是囡囡的一天，因为到了医院之后，尽管离一天结束还有好几个小时，但是，余下的时间已经浑然不属于她了，全然属于了我，或者说：就像两株连体榕树，她的时间长在了我的时间之中。如此一天，假如囡囡是坐在课堂里的学生，她该如何写这篇名为《我的一天》的作文呢？假如我十岁时便和她相逢，有幸和她同桌，弄不好她会抄我的作文，最后只稍微改头换面地交上去，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她会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在作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写道：“这真是快乐的一天，有意义的一天。”
对我来说，只要日子还能继续下去，我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一天”，都是“有意义的一天”，最近，住在隔离病房里，我时常想起读过的《浮生六记》里的一段故事——某年七夕，三白和芸娘在临水小榭中设香案拜祭天地，“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娘问三白：“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
三白如何作答，我是全然忘了，倒是终日躺在病床上的我，时常忍不住去作芸娘般的妇人之问：“在这茫茫世上，还会有像我这样就快要死了，身边却始终有个寸步不离的女孩子的人吗？”
其实我是可以自问自答的：也许还有，但是不会太多。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论何时都要满足，即使在病房里已经躺了足足二十天。是啊，如此长的时间就躺在刚过十平米的病房里，大概从第十天开始，我隐隐觉得烦躁了起来，总算知道了坐牢房是怎么回事情。囡囡不在的时候，那种别无消遣的无聊简直可以要了人的命，身上的疼痛之感是好多了，身体也没再出过血，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深入骨髓的无聊之感反倒取代了血和疼痛，折磨丝毫都不见得更小。
好在我早就不是过去的自己了，不管什么时候都能自定心神，最后总算找到了消遣的办法，说起来也煞是简单：不去看外面走廊上的过往行人，只闭着眼睛去想能使自己心平气和的事情，要么是幅画面，要么是囡囡说的一句话，如此想着，慢慢就能睡着，睡醒了再接着想。也许是脑子过于偏执的关系，有时候我正闭上眼睛想着古代的某处场景，眼睛一睁，竟然还真的以为自己身处了彼时彼刻，端的是青林古岸、西风打头，自己正白衣胜雪地站在一株绿柳之下，等着芦苇荡里漂出一只小船将我飞渡到古岸对面。
那感觉就像放电影，银幕就是眼前的白墙，墙上光影摇曳，古装戏正在上演，而我演出的是其中的一个不甚重要的配角。对，就是那感觉。
前两天还想起了萤火虫。是个后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就闭上眼睛去想夏天夜晚里的萤火虫，想那部名叫《再见萤火虫》的电影，后来睁眼一看，顿时惊呆了：我房间里平空多出了一条河流，我坐在河这边，但见对岸的萤火虫明灭万点，穿行于柳堤草渚之间，更使人诧异的是，节子的哥哥背着她就在柳堤草渚之间欢快地跑来跑去，满世界都是节子害羞而清脆的笑声。
这真是真正的“再见萤火虫”。
隔天和囡囡讲电话的时候，我把前一晚上的惊奇所见告诉了她。“法轮功——”她说着用手捂住话筒，声音压得低低的，又故意拖长了声音喊，“快来人哪，来抓顽固法轮功分子啊！”
我不禁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朝她故意招手，“来来来，小姑娘，快过来，我不管治病，我只带人上层次。”
我一语未毕，囡囡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引来更多行人盯着她看。
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早上，从小院子里一来医院，囡囡抓起电话就要唱歌给我听，说是昨天在电台里听来的，当时就笑坏了，刚才来的时候也唱了一路。我当然说好，拿着话筒就不再说话，听她唱：“爱你爱你真爱你，把你画在吉他上，又抱吉他又抱你；恨你恨你真恨你，把你画在砧板上，又剁肉来又剁你。”
歌词加起来就这么六句，调子古怪，有伊斯兰之风，假如我没猜错，应该是新疆地区的音乐，加上囡囡本来就是一边笑一边唱，肯定走了调，听上去更加怪异，但是还是相当好听的，悠扬也好明快也好都不过分，不禁使人忍不住去想像新疆：夕阳里的圆顶清真寺、喧闹的城镇上弹着六弦琴又唱又跳的人们，以及远处的维族人墓地、黑石头、红草地和向日葵田。
“好啦，该上班去啦，”唱完了，笑完了，囡囡直起身来把包背好，手里还拿着话筒，“啊，忘了件事情。”
“忘什么了？”
“忘了带砧板，哈，要不然可以一边站柜台一边在砧板上画你。”
“不要紧不要紧，晚上回家接着画，全部都画满。”
随后囡囡放下话筒，把腕子上的一根绿色橡皮筋取下来，双手背到脑后，把头发扎成马尾巴形状，一边扎一边朝我嘟了嘟嘴唇，就算作是飞吻了——呵呵，比较轻佻，之后对我摇摇手就消失不见了。我猜，她一定是蹦蹦跳跳着跑下楼去的，嘴巴里肯定还在唱着“爱你爱你真爱你”，直到她消失不见一分钟之后，我才从对面的玻璃上发现自己还是笑着的。
“没关系，”我看着玻璃里的自己在心里说，“笑吧。”谁叫我这么高兴呢。
但是，我的高兴只持续到了晚上。
从天一黑开始，我就坐在床上眼巴巴地盯着走廊看，一直到差不多七点钟都过了，囡囡还是没有来。没办法，我便心神不宁地先吃了护士送进病房里来的饭，没吃完就丢了筷子，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是，除了眼巴巴地看着，别的一点什么办法也没有。
一直等到护士再进病房里来给我量体温，囡囡也还是没有回来，房间里虽说没有钟表，但是每天晚上都是九点钟量体温，再说，我甚至能听清楚秒针走动时的滴滴答答，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我的身体里就藏着一只钟表。
我把囡囡的手机号码说给护士，求她帮我给囡囡打个电话，那护士多少有些不情愿，最后还是答应了，拿了我写给她的号码出了病房，不到三分钟就回来了，说是打不通，说完出去了，独独剩下我呆坐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突然，我想起囡囡有可能在原来的病房里陪那个小女孩，就按响床头上的按铃叫护士，一直按，按到护士来了为止，一来就没好气地问我还有什么事情，我便直截了当地求她帮我去原来的那间病房里找找囡囡，她不答应，说是值班时间不能外出，又反问我：“能有什么事情呢？”我一听就急了，掀起被子跳下床，光着脚就要往外跑，直到这时候那护士才答应了，看着她从窗户外面走过去，不知怎么了，我非但没有放下心来，心里的不祥之感反而愈来愈浓了。
果然如此，十分钟之后护士回来了，告诉我说囡囡根本就不在那病房里。
我已经几乎可以断定囡囡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她到底在哪里啊？
我毫无办法，脑子就生出了对自己的厌恶之感，而且，这感觉比以往每一次都更加强烈：废人，一个废人。
我问自己：你能做什么呢？我回答自己：你什么也做不了。
九点钟过了，十点钟也过了，一天中最后一次注射结束，护士端着装着针头和注射器的托盘离开，刚刚关上门，窗户外面有个女孩子的身影一晃，“囡囡！”我大喊了起来，但是，不是囡囡，竟然是好长时间都不曾见面的小男。
几乎就在看见小男的第一瞬间，我的心里稍微好过了些：我从未将自己要死了的消息告诉过小男，她不可能凭空找到医院里来，肯定是囡囡告诉她的，如此说来，囡囡一定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不然不可能去告诉小男，但是，总算有人知道囡囡的下落了。
我又是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正要往外奔出去，还是收了脚往后退，手慌脚乱地看着小男，往后退一步就再回过头去看看小男，我确信自己的脑子已经比一个三岁孩童清晰不了多少了；小男也不再是往日里我熟悉的那个小男，站在那里，脸贴着玻璃窗，一句话也不说地看着我，是啊，一层玻璃窗之隔就是生死之隔，不管是我还是小男，又能说些什么呢？
两个人就这么愣了一会儿，还是小男先回过身来，拿起窗台上的电话，又轻轻地用手指点了点话筒，示意我也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