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呢？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此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帖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陈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当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此人瘦削，那颧骨显得更为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一九一九年五月，他结束在日本的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曾留学日本，是浙江名流，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一九一九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2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一九九○年三月八日告诉笔者，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五十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译。）（据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一九二○年二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这个小村跟冯雪峰的故里神坛、吴晗的故里苦竹塘，构成一个三角形。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其后，罗章龙曾试图将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义〕词，‘徘徊’亦然。”罗章龙：《椿园载记》，八九页，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罗章龙反复琢磨，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一九二○年四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二十九岁的陈望道兴冲冲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面是邵力子家。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枝笔。他到渔阳里见了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便邀陈望道参加在新渔阳里举行的座谈会。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风行全国发行量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为什么突然停办？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在终刊号所载《〈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道出了内中的缘由：“我们所办的《星期评论》，自去年六月八日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杂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战，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地〔的〕堆在社里……”显而易见，《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了注意，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扼杀了。此处摘录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评论》第三十一期上《红色的新年》，便可略见当年《星期评论》的风貌：
（一）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
“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三）拿锄儿的说：
“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
惊破了他们俩的迷梦！
（七）喂！起来！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时完结了，
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如此鲜明的进步色彩，宣传“北极下来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评论》遭禁。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告吹了。幸亏因陈独秀来沪，《新青年》编辑部（其实也就是他一个人）随之迁沪，正需要编辑。于是，陈望道成了《新青年》编辑，从三益里搬到渔阳里二号陈独秀那里住了。
第三部分：酝酿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3
《新青年》已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国内四十三个省市设有九十四个代派处。一九二○年五月一日，《新青年》推出面目一新的《劳动节纪念号》，版面比往常多了两倍，有四百来页。
这一期刊出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刊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刊十五个团体、八家报刊热烈赞颂这一宣言的文章——这一宣言是历史性的文件，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便已发出，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这一宣言迟迟未能在中国报刊发表。《新青年》以不寻常的姿态，对这一宣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不寻常的姿态，表明陈独秀明显地倒向苏俄。诚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后来则既“宣传社会主义”，也宣传过美国“杜威派的实验主义”，而从“劳动节纪念号”开始，“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
陈独秀除了编《新青年》，想方设法把《共产党宣言》付印。随着《星期评论》的停刊，局面已显得紧张，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遭到麻烦。
陈独秀跟维经斯基商量此事，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