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的学生，其实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介绍者，往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从外地来的，一般也都是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的。来到这里学习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外国语学社”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培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以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为的是分批把他们送往苏俄训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在这批学生之中：有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住在楼上厢房）。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的任弼时。有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后来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有在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劲光。有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常委的作家蒋光慈（曾名蒋光赤）。有成为鲁迅密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曹靖华。有在一九二五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的李启汉。
杨明斋除了在新渔阳里六号主办外国语学社，还在那里的亭子间办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来改为华俄通讯社）。这个通讯社把来自苏俄的大量报道译成中文，供给中国报刊刊登；又把中国的重要消息用电报发往莫斯科，沟通了中国与苏俄之间的信息。当时中国报刊上的《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答英记者底（的）质问》等等，便是中俄通讯社提供的。
第四部分：初创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1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外边对于本杂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陈独秀说及了胡适：“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枝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掀起一阵狂澜。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胡适代替陈独秀编的《每周评论》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
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到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引者注：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鹦、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第四部分：初创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2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一九二○年九月一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写的《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