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平山的原名本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山，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利〔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一九一七年进入北京大学。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第五部分：响应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诞生，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作过一段说明：“谈及广东共产党的起源，很多人传说，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以为广东的共产党远在我北京时代就有了组织，其实这是误传的。大概因为广东共产党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我，谭平山，谭植棠，而三个人都是北大的同期毕业生，因此附会流传，遂有这种推想。实在我们在北大时，一些组织也没有，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我和植棠，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广东共产党的诞生，跟《广东群报》有着密切关系。这家报纸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这“三驾马车”办起来的，创刊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这也表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跟陈独秀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赢〕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了版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作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广东群报》出版了，在广东产生了影响。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那是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往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一九二○年二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的。那是为了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陈炯明久慕陈独秀大名。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离沪那天——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胡适、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不料，胡适见信，大为不悦。胡适本来就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二楼。他与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第五部分：响应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两名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宦。
在本书小引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这个谜一般的人物，究竟当初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的呢？一八九七年，周佛海降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县。他家在沅水南岸，离县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
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
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袁氏（引者注：指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民国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七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