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来华，还负有“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使命。经过他的考察，显然，在上海设立这样的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
维经斯基从中国寄出的报告，以及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关于同朝鲜侨民革命者建立了联系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意识到必须设立负责远东事务的专门机构——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执行局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从莫斯科出发，要坐两周左右的火车才能到达那里，而从那里到海参崴，也得坐十来天的火车。这是一个与莫斯科、与远东各国的联系都不甚方便的所在地。
西伯利亚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维经斯基从结着冰花的玻璃上朝外望去，一片白茫茫。火车在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漫长而单调的旅行生活使他感到疲惫。
离开广州时，他不过穿一件薄毛衣而已。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时，他全身用皮革包裹着——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西伯利亚人，名叫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虽然不过三十五岁，但眼角、前额已有了明显的皱纹，高高的个子，一身军装，披着一件骑兵长大衣，头戴布琼尼式军帽。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
舒米亚茨基已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俄共（布）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
他，一八八六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在贫瘠、严寒的土地上成长的他，十二岁就不得不前往赤塔的铁路工厂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舒米亚茨基在十七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他成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他被沙俄当局通缉。后来他逃亡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一九一三年，二十七岁的他重返祖国，加入了俄共（布）。他成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做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参加过反击高尔察克的战斗。他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由此，他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他出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舒米亚茨基诚挚且总是对事业充满信心。他把自己的副手介绍给维经斯基。
他的副手叫明斯克尔，比维经斯基大两岁。明斯克尔也有着曲折的革命经历：他原是乌克兰基辅人。二十一岁时由于参加秘密革命活动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并加入了俄共（布）。他曾被捕，关押了一年。红军游击队救出了他。不久，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负责俄共（布）滨海区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他熟悉了中国的情况。
由于明斯克尔受过革命的严酷考验，又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因此他被调来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
维经斯基是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那位布里亚特族的萨赫扬诺娃，一起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子里。在那儿，维经斯基结识了舒米亚茨基的能干的妻子丽娅·伊萨耶美娜，她主持远东书记处的国际联络部的工作。
还有一位领导人叫布尔蒂。他也坐过牢，参加过与白卫军的斗争。他来到远东书记处之前，是俄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副主席。
从事国际妇女工作的勒柏辛斯卡娅，也调往远东书记处。
据当年在那里从事青年工作的达林回忆，这位后来前往中国上海的勒柏辛斯卡娅，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统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里的工作人员相当多，主要是由四部分人组成：
一、十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英语流利，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二、长期在中国东北（满洲）生活的俄国人——会讲汉语，或者熟悉中国情况；
三、在莫斯科或海参崴的东方研究部门学习过——懂得东方的情况；
四、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党忠诚、可靠，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由这样四部分人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像高效率的雷达，接受着来自远东各国的信息。
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
每一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
人数最多的是朝鲜支部。
不言而喻，维经斯基被分配在中国部工作。参加中国部的还有马马耶夫、阿布拉姆松、库里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德维奇。
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从中国回来的萨赫扬诺娃，转到了蒙藏部工作。
那位曾在广州工作过的佩尔林，则在情报部工作。情报部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工作最为忙碌。
后来，达林被调到中国部，负责中国的共青团工作。
在中国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谁呢？
第六部分：聚首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二十三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筹备大会时，他是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成员）。
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显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词说：
“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一九二八年第四、五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常州人，原名曾让，字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曾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八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十七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他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去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一九二○年四月，当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一九二○年六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
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接着他加入了北京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