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至二○○三年六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1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信，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一九六○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ｐｏ”，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Ｔｈｅ Ｃo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o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Chen Kungｐｏ”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ｐｏ”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ｐｏ”：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二四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