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诸于世。
这样，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1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出通知，决定在“下月”——六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一九二○年。这年二月，驻粤的滇（云南）系军阀和桂（广西）系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十月二十九日，粤军夺回广州。十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二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八月十八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的“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弄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当然是最合适的。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只是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会议有时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召开。
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来说，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三十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十九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来自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
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陈独秀指出：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一六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2
陈独秀着重讲述了“西湖会议”的精神。他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
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不良倾向：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陈独秀也检查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会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包括他自己。为此，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陈独秀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这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