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一○四号，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在那里秘密召开成立会议。王若飞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下午三时多，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恒丰里，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均被捕，而王若飞在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后即离开，未落网。
韩步先在狱中叛变，供出陈延年为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他还供出了施英（赵世炎）家的地址。
七月二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一九○号赵寓，适值赵世炎外出。正在搜查之中，赵的岳母见赵朝家中走来，不顾一切把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无奈，当时正台风大作，大雨如注，赵世炎竟未发觉，一进家门便遭逮捕。在混乱之际，赵世炎悄声把王若飞的地址告诉妻子夏之栩。事后，夏之栩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报告，使王若飞及时转移。
七月四日，陈延年在上海被秘密处决，年仅二十九岁。
七月十九日，赵世炎也倒在刑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翌年六月六日，陈独秀次子、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陈乔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处决于龙华，年仅二十七岁。
第八部分：锤炼张太雷血染羊城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沉重的。
在失去了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这样优秀的中坚人物之后，岁末，中国共产党又痛失一员年轻有为的主将——张太雷。
张太雷出任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担任过马林的翻译，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富于组织能力。
一九二七年，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显重要：四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月，调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七月十二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八月七日，他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月，他奉派广州，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
为了扭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低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八月一日，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原计划攻取长沙，遇阻后于十月转入井冈山。
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羊城，肩负重任——在广州发动起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所以派张太雷前往广州，那是因为他熟悉广州。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太雷途经香港抵达广州。这时的广州，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粤军与桂军在争夺广州。粤军的首领张发奎，曾在孙中山大本营任警卫团营长，后来任国民党第二方面总指挥。
军阀混战之中的广州，倒是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天赐良机。张太雷一到羊城，便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之中。他的眼中布满红丝，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的半个月后——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沉睡之中的南国名城忽地在东北角发出雷鸣般的三声炮响，这是起义约定的信号！
顿时，三路兵马齐出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
两小时后，广州便落进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之手。
十一日上午六时，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
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
翌日中午十二时，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内人头攒动，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
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在下午二时多结束。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Ах，чертиполосатые！”（“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二十九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第八部分：锤炼李汉俊遭捕后当天被处决
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九时，在汉口空场（今焕英里），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中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的怒号，便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
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五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地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淑哭诉。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引者注：即李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薛文淑求救于耿伯钊（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旋即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就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后四个小时，便在枪声中倒下！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这才获释。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是有过殊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一九二二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包惠僧说李汉俊是“一九二二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说“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蔡和森则称“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注释：
“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二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一九二四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
这样，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便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发生了十二月十七日那悲惨的一幕……
李汉俊离世，遗下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一九二三年春节结婚的。
据薛文淑回忆，李汉俊前妻姓陈，两人感情甚笃，不幸于一九一八年去世。朋友们劝李汉俊续弦，他提出一个条件，新人必须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倘谈不上志同道合，那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也必须姓陈。他的朋友万声扬的姨妹恰好姓陈，叫静珠，文盲，符合李汉俊的“条件”，他答应结婚。新婚之日，他与新娘才第二次见面！
友人们都为他与陈静珠婚后感情担心。出乎意料，他俩感情非常融洽。风声日紧时，李书城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因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