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等的旅馆里，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用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回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旅店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他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ｒｅｓｅｎ”（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Ｈｅｎｄｒｉｃｕｓ Ｊ．Ｆ．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Ｍａｒｉｎｇ”（马林）。此外，他还用过化名“Ｍａｒｔｉｎｇ”（马丁）、“Ｍａｒｌｉｎｇ”（马灵）、“Ｍａｒｅｎｇ”（马伦）、“Ｍａｌｉｎ”（马琳）、“Ｓｌｅｖｅｌｅｔ”（斯列夫利特）、“Ｄｒ．Ｓｉｍｏｎ”（西蒙博士）、“Ｍｒ．Ｐｈｉｌｉｐ”（菲力浦先生）、“Ｂｒｏｕｗｅｒ”（布罗维尔）、“Ｊｏｈ Ｖａｎｓｏｎ”（乐文松）。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Ｇｎｉ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ｇ”（倪恭卿）！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Ｓｕｎｔｏ”——“孙铎”呢！以上共计十四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甚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美、英、法、意、日等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四月五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海参崴登陆。八月十六日，美军也在海参崴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越发加深了。特别是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到一九二一年初夏，短短一年多时间，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七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各国共产党的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