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5—226页）
揭发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些法日派留学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难理解现在英美留学生的个人情操，以为人同此心，此心同我，乃天地间永恒的律条。给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既说薪水，就是个人所得，既然个人没有得到那么多，就该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不能说，因为一时制度的不允许，采用了一个权宜的办法，便怀疑对方的诚意。李四光的考虑是无可指责的，他不能光考虑自己，副馆长这个职务不是他家的，他可以不要那么多，不能说将来的继任者也不需要那么多。
一月三十日的信一发出，李四光就后悔了，怕自己陷进这种无谓的纠纷中去，第二天又给徐志摩写了封信。他不知道他的信已发排了，隔一天就见报了。
李四光的这封信上说，昨天他动笔时，没有顾上读徐志摩那篇“引咎的文字”，就匆忙写了那封信。鲁迅先生骂他的那些话，虽然大部分都是误会，但也未始没有几分捕风捉影的理由。何必再说什么呢，等事实明了的时候，他的事完了，用不着多说话。接下来说，自己也是涵养不足，在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些闲话，与徐志摩发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于事实上也没有何等的用处，请徐替他删去。
随后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对参与论争的几个人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他与陈西滢相识有年，陈的天才和热心他向来是很佩服的。可是陈那枝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周家兄弟，他是久仰的，一向没有相识。周作人先生他曾在街上遇见几次，很像一个温和的君子。他认识周，恐怕周不认识他。虽说周曾无故的骂过他一次，他对周还有相当的谅解。文人都不免有那种毛病，不能因为周骂了自己一次，就菲薄他的文学。希望有一天能和周见面谈心。下面是专说鲁迅的：
鲁迅先生我绝对的没有遇见，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天才，也许有他特别的兴趣。任我不懂文学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做自杀？
他知道像鲁迅这样的人，你说得再诚恳，也不会买账的。信的末尾，为了表示他的诚心，特别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就罢了”。他不知道时间已来不及了，还说，他觉得他的这封信与当前的社会有点关系，希望能跟前一封信一起发表。
收到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觉得李四光的态度很坦诚，很理性。此时徐志摩也觉得，这场原本还有点小意思的论争，越来越恶俗不堪，便回了封信，拟了个总题《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并在二月三日的《晨报副刊》上登出。徐志摩在回信中说，与你同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前天我们一些人在一起聚餐时，大家一致认为这场恶斗有快些结束的必要。两边的朋友，不消说都已汗透重裘了，再不能不想法制止。就是当事人，除非真有神经病的，也应分有了觉悟，觉悟到这类争论是无所谓的。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确有息纷的必要，还引用了哈代的一句诗：“有了经验的狗，知道节省他的时间，逢着不必叫的时候就耐了下去。”可见他对这场纷争厌恶到什么程度。最后一段，他大声疾呼：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4）
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正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正谊——别再死捧着显微镜，无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气！
再声明一句，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
鲁迅哪是个善罢甘休的人。同一天，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虽不是最凌厉，却多少带些总结性的《我还不能“带住”》。载二月七日《京报副刊》。
仍揪住李四光不放。文中说，李四光教授先劝他“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他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了这样的巨罚之后，还要他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他“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他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他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十五期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写完这些话，鲁迅继续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
这回忘记徐志摩了么？不会的。全文快完的时候，斜刺里荡出一笔，又说到了徐志摩：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
徐志摩遵守自己的诺言，不再反驳，也不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载这类文字。
闲话事件的余波（1）
余波分两种，一种是事件正在进行之际，斜逸出去的那种波。一种是事件已基本结束，因惯性的作用，还在往前荡漾着的那种波。
先说前一种，这种一般来说，比较有趣。
刘复，刘半农，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几个月，一回国就和语丝派的人搅在一起。他本是上海滩上鸳鸯蝴蝶派作家，当时的名字是刘伴侬，一个极香艳的名字。原先没有留学经历，自惭形秽，一九二○年教育部公派出国，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回国后便趾高气扬，以大人物自居。前一年还在巴黎时，就著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与鲁迅配合，嘲讽徐志摩。回国后，赶上女师大风潮，自觉地站在鲁迅、周作人一边，成了语丝派的一员战将。
语丝社同仁，每当集稿时，必有饭局。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在东安市场太和春饭馆楼上一次饭局中，谈起陈西滢等人对语丝派的攻击，自恃才高的刘半农，吃完饭，“拿起局票的红纸，提起一支法国自来水笔，把吃饭时大家谈笑的材料信笔直书，外国臭虫一般大小的字足足写了五张局票”（林语堂）。后经一个本名叫章廷谦，笔名叫川岛的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也是语丝派小兄弟的青年的整理，在《语丝》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十三期发表了。题名就叫《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这是一篇极其无聊的文字，意思是，中国的某人，已被吹嘘成外国的某人，可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记载。比如徐树铮，不久前被对手杀害，就该视作中国的林肯，比如徐志摩，人称诗哲，可与印度的泰戈尔相媲美，比如陈西滢是中国的法郎士，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没有写上，所以称之为冤狱。
也是在饭桌上，刘半农还写了一篇《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也登在第六十三期的《语丝》上，署名刘复。这更是一篇污秽不堪的文章。先看看全文：
从前我很失望，说中国近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