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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国天天感恩节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
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仍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就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如此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想来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君子与圣训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