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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徒劳了。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凉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了。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发明一种文本
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
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而虚构的小说情节。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体，一段宋体，交相印衬，版式也很好看的；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哪怕他同小说的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好觉，免得影响了革命工作。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他们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反腐败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而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原来就是揉面团。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眼睛是北京的，鼻子是南京的，耳朵又是上海的。我觉得这就像揉面团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凡有权指责小说的人，往往是最相信法定权威的。那么，我的这种文本，不过就是将天南地北的新闻揉在一起，写成小说，符合鲁迅先生的意思，他们又怎么说去呢？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看报总是从后面看起，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
电脑的幽默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
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