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
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