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今晚我们相识》，有一次是你与刘毅然一起谈电影， 那时刘毅然刚当导演。还有一次记不太清了。除了你，在《今晚我们相识》上还见过王 蒙、刘震云等等。好在你的回答总是还不像其他人那样假。女主持人问：“人们都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你的创作与你妻子有什么关系广你的回答不 是顺着她夸自己的妻子，而是说：“我写小说好像与我妻子没什么关系。写小说是我自 个儿的事。“咱不谈别的，只谈电视。它的力量真就那么大吗？这么多”大腕“作家成 为嘉宾？这些人真的需要用出镜来证明自己吗？而且还是那么烂的栏目？不太知名的作 家出镜我还多少能理解，他们的名声比你和王蒙小多了，严格地讲，他们不属于公众人 物，没多少人知道，出出镜扩大知名度也不算太丢人。而你和王蒙就不一样了，在北京 或其他大城市，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你们的名声也不太过分，普及率非常广。有了这种知 名度，为什么还去那么个栏目？从根上讲，一个真正的作家，压根就不应该也不会想去 那种电视栏目。 王朔：我的印象里，那次采访是在英达那家公司做的。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朋友之 间的事。当然我那时也觉得电视是个非常好的传播媒体。那时候我也不写东西，闲着没 事儿，有时候就去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电视节目。我当时也确实有这种想法：电视是一种 保持名声的东西，出名也不是什么坏事，想出名的欲望没有底儿，欲壑难填呀！出名对 人确实有腐蚀力，决不次于钱或权力。喜欢出名，愿意出名，觉得上电视对自己的名声 有利。当然，这种想法被拍摄过程中的难受抵消了。拍的时候化妆师要给你化妆，拍完 后电视台要给你剪，弄得你面目全非。拍电视其实挺有意思的，电视给观众的都是加工 过的，不是原来的东西。电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广告，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 个东西。后来电视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大了，找觉得不那么有意思了。反正当时闲着没事， 有一种招摇的念头，到处招摇。我记得当时上电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朋友，推托不了， 心里觉得是帮人忙了，当然也对自己有利了。再一种就是觉得某个栏目收视率高啊。但 是我好像还对自己有要求，那就是综艺节目坚决不去，像《正大综艺》这种，绝对不去， 找过我两次我都没去。那种节目太危险了，简单的问题，答不上来就成了一个傻子坐在 那儿。当时搞电视剧，与电视这一行接触比较多，就有了很多栏目上的联系。 老侠：就是说，还有比你更耐不住的。人们见过先锋戏剧也就是小剧场戏剧的导演 牟森的大秃头出现在《正大综艺》的嘉宾席上。大伙当时有点儿糊涂了，这是哪儿跟哪 儿呀！《正大综艺》居然去找牟森，牟森居然去了？大众文化太有力量了，中国的所谓 艺术家太柔弱了。 王朔：其实，选择什么栏目上电视，不过是半斤八两，没有根本区别，都挺寒碜的。 老侠：一些作家上电视，给人有两种感觉：一是不理解，王朔王蒙还要借助《今晚 我们相识》来给自己做广告吗？让人觉得太下贱，做人都没底线了，更不要说当作家了。 二是觉得这些人的智商怎么低到这种程度，怎么能让这种烂节目去提高知名度。你想拍 我，又要在拍摄中摆弄我。不管怎样，你是个作家，不是戏子、歌星，进电视里当个人 家的道具，让人家当个玩具耍，给你摆在那儿哼哼两句，逗大家乐。稍有智商的人，要 出名，即便不讲做人的底线，也得讲点儿策略！这么出镜除了下作不讲人格之外，只有 不讲策略的作家才会去《今晚我们相识》或《正大综艺》、《综艺大观》这种栏目。 王朔：确实是。我也发现不加选择地出镜，失比得要大。 不光你这么想，可能好多人都会这么想，王朔这小子没事怎么跑这儿来了？这类栏 目的话题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电视这种大众工具，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拉平了， 把方方面面的人都拉来了。其实，比如像婚恋节目，没有必要找作家，它可以找其他专 家，如婚恋专家。心理专家等等，甚至可以找恋爱着的当事人都行。这里头可以讲些婚 恋问题。其实电视节目也像小孩一样，有个泛文化的问题，太滥了怎么办？好像不仅仅 如此，得显得更注重精神似的，其实无非是大家神侃一通。 老侠：经常看到些知名人物出镜，其实他的名声本来不用靠这个东西来提高或扩大。 最后只能往恶里想，这些人利欲熏心又浅薄。像你这样的都是北京人里头的人精了，也 是作家中的聪明人，居然还满脑子是水地做这种节目。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赛林格， 他就用另一种方法保持自己的名声。一本书成名之后，他就躲起来，那么多年没在媒体 上曝光。大家都在猜，这人干吗去了？后来他唯—一次接受的采访，是一个十六岁的女 高中生做的。他这样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做作，但他的这种做作，作为保持名声的策略起 码比到《今晚我们相识》去当嘉宾的感觉要好一点。后者给人的感觉不仅是你这个人的 个性被抹平了，而且智力也被抹平了。在文化圈中混，远离媒体，确有种守身如玉的大 收获。看着别人在电视中出洋相，倒是另一种难得的教训。大众传媒不是个东西，把挺 优秀的人弄成了猪脑子或小丑。 王朔：不光是电视，一些流行杂志也大量登这类东西，炒得人人都有个臭名，闻起 来恶臭扑鼻。 老侠：姜文在这方面的自我把握还比较好。照实说，他是干演员干导演的，出镜率 应该更高，但很少见他在其他演员导演们常出镜的节目中露面。那次《北京人在纽约》 获了奖，电视台做了一台节目，姜文理应去。那天我们在一块，说今天不去领那个奖， 结果就真没去。拍个煽情的臭电视剧，本身就是跌分儿的事，再去领什么奖就更让明眼 人瞧不起。但这种涮大众文化炒作的行为，要在大众中付出代价，那件事后，姜文也受 到许多指责。 王朔：姜文他作为一个演员，确实有身不由己的问题。人家身不由己都尽量少凑热 闹，相比之下，我这样的作家反而去下做栏目凑热门，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姜文他有 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他做演员的不能天天上电视，虽然名演员有很多机会上电视，但大 家如果天天在电视上见到你，太熟了，你再演什么，大家就不信了，知道这是你，不是 电影中的那个角色。他可能是有意回避上电视，特别是一些与电影无关的节目。像我呢， 我明白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可还是去，其实不是想避也避不开，不得不去，还是自己俗 气的一面不能克服。媒体越发达，大家对传媒的依赖就越大。现在你很容易把一个消息 散出去。可是传媒过分发达，你又要不断强化这个声音，就感觉到对大众传媒依赖大了。 发《看上去很美》的时候，我曾经想就是不见传媒，你要采访，书面把问题提过来，我 书面回答，这样自己有些把握。因为我正写新东西，不能者见记者，要不然脑子就乱了， 没法写下去了。后来我发现绷不住，已经沸沸扬扬了。书也卖得很好了。传媒找不到你， 就更变本加厉地炒这件事。这种时候你就要见传媒，以正视听，大众传媒的时代就是这 样。一件事大伙儿不知道便不知道了，一旦知道了就要变本加厉。你答应了这个就要答 应那个，都是朋友，你还是要做的。其实，就同一件事做几个采访，彼此之间有什么区 别？没有。对于一个小说你只有一个想法，无非是跟这个朋友说漏了几句，和那个朋友 多说了几句。实际上是车轱辘话，来来回回地说。其实我当时是有这个信心的，我一句 话不说，这书也能卖，传媒也还是要炒，但最终我绷不住，还是做了。 老侠：你老提到朋友，好像接受采访是出于朋友的面子，这种人情债也需要用如此 代价去还吗？中国的许多事说不透就是因为人情，碍于人情面子，不喜欢的东西要装出 喜欢，不想做的事要硬着头皮去做。人情到底是个什么，能让人如此屈尊就驾，愣用个 人的时间和尊严去迁就人情。文化圈中的相互捧臭脚大多出于所谓人情。但一涉及到实 质性利益，中国人是最人讲人情的。我倒觉得，你说的人情是一种借口和托辞。一个人 哪会有那么多朋友？ 王朔：混了个脸熟就算是朋友了。其实传媒的记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所谓友情，不 能说绝对没有朋友的关系，但大多数是相互利用。可能你说得对，还是自己先绷不住了， 才会接受一些不三不四的传媒。 老侠：那你觉得你这种公众角色，到处炒作，沸沸扬扬，人管你有没有看到听到， 和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判别？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公众中的 形象与你本身是合二而一。还是完全不同，抑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王朔：实质性的东西也不敢说。我觉得写小说和写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不一样，现 在写小说和过去写小说也不一样。现在写小说是自得其乐，给自己看。当然不能说作家 可以不要读含了，说不要读者那是瞎说，是自欺欺人。不要读者你还当作家干什么？随 便找点儿其他活儿干，都可以与读者无关。但我现在写小说觉得不是为读者而写，我可 以在写小说时露怯，我人用保持一种姿态，痞子的姿态也好，张扬的姿态也好，知识人 的姿态也好，都不用。写小说时可以真实一点儿，多愁善感一点儿，痴情一点儿，就是 可以猛着点儿发傻发呆。写小说时人可以变得不那么做作，因为你只需要面对自己，自 己对自己负责。我觉得写小说不是穿尼龙袜，专为给什么看的。我写小说是写自己，所 以我觉得不能超过自己去添加点儿什么。意义这东西像刀子的光芒，刀子在它就有，不 能说刀子不在硬造出光芒，不能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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