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没有，我脸上这颗痦子，就是颗逢赌必输的痦子，不能赌的！”
女儿对对在一旁笑了，她告诉我们可以理解母亲当时为什么去赌钱，因为母亲把她接到这边生活，家里经济也的确挺紧张的。不过，对对说，自己不担心母亲，因为在她看来没有母亲解决不了的问题。
说起来美国后的彻底贫民化，邱明还回忆起自己去出版社里应聘编辑时的情景。“有一次，我到《新移民时报》去申请当编辑，后来我们那儿一个排版的人跟那个李白说：‘我怎么觉着邱明不一样啊？搞不好是高干子弟。’他说：‘不会吧，高干子弟到这里来，申请7块钱一个钟头的工作，不可能的啦。’后来，他去问茜茜。茜茜说：‘他们家当然是高干子弟。’后来我们那儿有人还说呢，‘要不然第一次面试，我就觉得她不一般呢。’我那时候才想起来，哦，我还是个高干子弟。我早忘了有这么回事！”
每天，邱明就这样忙忙碌碌，为生计奔波，只有在夜晚，料理完家里的一切琐事之后，才偷来一时空闲。在她家中的一个角落里，放满了尘封已久的旧报纸。她曾经是中国第一个主持女性信箱的专栏作家，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但现在都以成为了过去。
《中国的“亲爱艾比”》、《邱，雪中送炭的朋友》、《邱明在大陆饱受婚姻折磨 写作道尽中国女性的辛酸》、《中国大陆苦难女性的代言人》…… 呈现在面前的一篇篇报道，让我们想象着邱明过去的生活和工作。
那天休假，邱明和儿子、女儿、女婿一起来到圣塔莫尼卡海滩散步。此时此刻，她是幸福并且甜蜜的。
“小时候，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我就说我没爸爸，只好拿妈当爸写……”邱明平静地回忆着过去，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我不在乎我的老公渊博不渊博，有没有知识。你结婚就是找个人，帮你洗衣服、做饭、干事。你累了，知道给你按摩按摩，没事还能开开心。他（克瑞斯）在家里耍宝，天天在家里一会儿给我跳小天鹅，一会儿给我讲笑话，做鬼脸，逗得我天天开心。”
“我对朋友也不是很在意，像现在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就够了。有老公，有汉武帝，有我妈，再有一个朋友，就够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一直自始至终还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无论经历过什么，对于作家来讲，都是有用的。”
圣塔莫尼卡的海滩曾在无数的好莱坞电影中出现，在这里结束我们的洛城故事——2004新年的洛杉矶，两个普通中国人，波澜不惊的生活片断。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1）
在马来西亚的现代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大部分人祖籍中国，生长在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和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生命，最后一批人流落在泰国山区，其中仅有少数人回归马来西亚社会。这群人就是前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共”）的成员。他们的经历，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充满了悲壮苍凉的色彩。
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它前身的一部分曾经是“中共南洋临时支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侵占马来西亚。马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成为抗日斗争的主力。1945年8、9月间，英国重新占领马来西亚，并在1948年颁布了旨在镇压马共力量的《6。20紧急法案》。对此，马共决定进行武装反抗，并于1949年2月1日组建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时马共的总书记是祖籍广东潮汕的陈平。
在英军正规部队的不断围剿下，马共武装逐渐陷入不利战势。1957年，马来西亚国内的三大政党组成联盟，通过和平选举取得了祖国的独立，一向为独立而战的马来西亚共产党顿时失去了依托，再也无法回到国家的政治中心舞台。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约3000人马撤至马泰边境泰国一侧的亚拉、陶公、宋卡、北大年四个府的原始山林中，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坚持斗争。这一片地区重峦叠嶂，丛林茂密，有铁路连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有港口可以直达香港，是国际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的必经通道，部队比较容易获得经济来源；此外，这里有多种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复杂，存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较大空间。这些有利条件和马共避实就虚、争取民心的战略让马共赢得了20多年休养生息的时间。
1982年，东盟第15届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家必须各自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会后，在泰国政府的直接批准下，泰国陆军第四军实施了精心准备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对当时仍坚持在泰南边境地区的约1200人的马共部队进行全面围剿，攻陷了马共经营多年的主要军事和生产基地，使马共武装力量遭受致命的损失。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内部的派系矛盾使马共的武装斗争难以为继，1989年底，马共和泰国、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在泰南的合艾签署了《和平协定》，解散组织，放下了武器。除了300多人回到马来西亚之外，其余700多名前马共成员留在泰南边境地区的8个“和平村”里，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
和平村的村民们绝大多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华人，他们全都收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从表面看，这是一个个悠闲的山村，惟有泰国军方在村口设立的24小时哨所，提示着它们的与众不同。
马籍华人前方今年72岁，担任着和平村的村委。他曾是前马共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几十年的丛林战斗生活几乎是他人生的全部内容。饥饿和匮乏是残酷的游击战给他留下的最深记忆：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有相当多的马共战士活活饿死在丛林里。由于没有食盐，战士们缺乏碘和其他营养，只能摘一些野果补充养分，久而久之，身体都变得非常虚弱。
前方的战友何铁是和平村的第一任村长，他今年71岁，祖籍广东。他的一只脚被马共部队自己的地雷炸掉，险些送命。他说：地雷是不分敌我的，虽然是我们埋的，但我们不小心踏上去也会炸的。后来轮到我自己中了地雷，爆炸的时候整个人都抛起来了，不省人事。同志们把我背回去，每天都要剪掉烂肉，用双氧水冲洗。喷到神经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汗湿透了，就是这么忍着。行军的时候我不让他们背，自己砍一个树丫，拄着当拐杖。走到休息地时腿还一直在滴血，但是我顶住了。为什么可以顶住啊？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就是精神食粮。说到这里，何铁已经是满眼泪水。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悲壮的信仰所产生的神奇力量。
第一部分青山不老——前马共人员的传奇（2）
55岁的丹青祖籍广西，从相貌上看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其实她是一个16岁就加入马共队伍的老兵。眼前的和平难以阻止她对部队生活的怀念，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部队的场景。丹青很小的时候就是橡胶林中的割胶能手，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她刚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部队里她学会了识字写信，懂得了算术，还学会了拉手风琴。丹青在部队收获过美满的爱情，她的丈夫陈凯比她大30岁，曾是马共的一位高级指挥员，走出丛林后因病去世。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部队规定不能生育，许多马共成员在“下山”后才生儿育女。丹青的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丹青的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希望。丹青说，部队就是她的家，无论是扛枪打仗还是在兵工厂工作，她从来没有想过有其他选择。在山里生活几十年，青春在丛林中度过，但自己没有什么遗憾。对于她来说，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已经不再重要了。
88岁的老叶原名叫林斯辉，是祖籍海南的马来西亚华人。他打了20多年的游击战，是1972年到1980年间马共南下突击队的主要领导，部下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他的全家都跟随他参加了革命，三个女儿都是马共的战地医生，其中二女儿病死在丛林里。在一贯倡导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马共中，老叶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和平道路倡议者。谈到这个问题，老叶思绪万千：我曾去苏联住了一个月，没有学到一点东西，觉得太空洞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武装斗争是不得已的选择，非要到全国的群众形势已经发展到一定要搞武装斗争的不可的时候才行。如果你叫我反思的话，我们国家的情况跟中国完全不同，我们的农村没有群众可依靠，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当时的革命是不是成熟的？
从南下突击队撤回后，老叶一直留在丛林中，直到和平的实现。但是当他得知马共宣布停止一切活动的时候，倡导和平的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正式宣布的时候，我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好像白白地干了几十年革命。我是要革命到底的，但你这样一宣布究竟是什么意思？党的一切都停止了，我也不算是共产党员了，我很痛苦，我流泪。我还找党的副总书记谈话，最后他说要用自我革命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样我的心里才有一点平衡。党都不允许公开合法地存在了，那么你除了自我革命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我觉得，从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讲，从政党发展的规律讲，你也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消亡，你要是继续坚持这样也没有什么好处了。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在群众里面很有威信，国际上对我们也很尊重。这些是事实，但是这个时代快过去了。”
马共解散后，所有的成员必须接受一定的审查才能恢复马来西亚国籍。但很多人不肯放弃他们曾经坚持了几十年的信仰，也不愿意接受政府方面诸多的审查条件，于是把丛林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选择留在泰南的和平村中，至今也没有国籍身份。提到国籍，老叶怨愤难捺：“我们过去受苦、受罪、受累都是为了民族解放，为国家，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