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画面，两千多名学生疯狂的热情，真不知陷身其中的王火校长当时是怎样面对的
？王火越是没说，那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越是惨烈……
在我沉默的这一会儿，王火也沉默着，当我进入一个恐怖片情节中的时候，王火怕
也正在不堪回首吧？
对那个苦难的时代，我们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直视，也正是种种的禁忌之中。表达
的含蓄和含蓄中表达出的苦难让我们痛心疾首并拥有更大的震惊。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对那个时代说的更多？
⊙被访者：宋健原国家科委主任
答：我对马寅初先生非常佩服，非常佩服这位科学家终身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不
屈不挠，在别人都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还继续战斗。
问：只尊重科学和真理，不畏惧其它的一些什么。
答：他在人口论和经济学方面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宁肯
单枪匹马地战斗，我知道我挡不住，但人绝不能在这种风浪中投降，要为学子作出榜样
。
什么是科学精神？回答起这个问题来一点都不深奥，但贯彻就不象回答时那么简单了。
1＋1等于2，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坚持这个答案，但如果风吹草动后，有要人非得说
1＋1等于3，一些人就开始犹豫，要人之所以为要人。正是因为他掌管着很多人的生杀大
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回答1＋1等于2的话，那就会大祸临头，而放弃科学
精神，两眼一闭，张口就来“1＋1当然等于3“，则会柳暗花明，生命的前方又是一条灿
烂的光明之路。
可见有的时候想坚持科学精神那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但马寅初偏偏不信这个邪
，科学就是科学，1＋1本来就等于2，怎么能昧着良心说等于3呢？
宋健是一位多年任科委主任的老领导，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过说到他尊敬的
马寅初时，激动了。
我自然听着也很激动，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在强权面前丧失，灾
难才会普降众生。如果我们都能在有人说1＋1等于3时集体说“不“，那情形该是多么让
人兴奋！
也许历史上的事我们今天看起来清清楚楚，而当时处在历史迷雾之中的人们却很难
下个判断，于是观望，左思右想，在是与非的判断中选择了沉默。最后就让马寅初等少
数几个人成了后人心中的英雄。
今天当我们呼喊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快速向前走的时候，别忘了
，全民族慢慢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那是比生产力更重要的东西。马寅初当初孤
独地成为英雄正是为了后人高举起科学精神大旗时不再孤独。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再
遇到风吹草动，又是少数几个人成了新时代的马寅初，那就实实在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
尊敬马寅初应该是为了让他老人家不再单枪匹马。
⊙被访者：褚时健原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问：今年您已经66岁了，按常规，您已经是超龄服役了，你考虑过激流勇退吗？
答：我在60岁的时候打了一次离休报告，63岁又打了一次，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
志，专业部门领导都不批准我休息。现在66岁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司领导同志又和我打
招呼，让我把红塔山翻一番的工作搞完。我说，如果这个工种搞完了，你们再不同意，
我就自己走了，反正不管到什么时候搞完，1997年再不同意我也走了，太累了。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采访人不是我而是我过去的同事温迪雅。
当我非常偶然地翻到这篇访谈的文字稿时，看到这一问一答，顿时内心感慨万千。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褚时健已经因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政治权利被终身剥
夺，女儿自缢身亡，妻子被看守，儿子在逃亡……
采访他是在1994年，他正风光无限，但也正是他的经济问题开始悄悄上演的时候。
但如果象采访中褚时健自己所说，到了60岁写了离休报告后，有关领导就让他离休
，会有后来的家破人亡吗？
人生根本经不起假如。
他年满六十写退休报告时才1988年，经济问题在他脑海中可能还没有设想，如果那
时就退了，他将和家人用一生的时间迎接鲜花和掌声，因为他的业绩实在是称得上伟大
！
1979年他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之时，这个烟厂在全国84个烟厂中排名第四十位，但到
褚时健被捕之前，他领导的厂子早已是全国第一，世界上都挂了号。
因此有关领导当然三番五次不让褚时健退休了。谁想到这挽留最后竟把褚时健送进
了监狱。1997年本是褚时健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宣告退休的年份，但巧的是，正是在这
一年的一月份，他被立案侦查，七月正式逮捕。
这回没人挽留了，想不退也得退了。
但褚时健上演的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吗？一个企业家无论怎样优秀，都无法得到该
得的奖励，仅靠一腔热血和信念就能把艰难的国有企业都搞好吗？这一切都符合市场经
济吗？如果在他为国家创造的利润中，也能有一部分属于他自己，悲剧会上演吗？那么
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企业家仅靠一种信念就能挽救国企于水火之中吗？
我当然不想为褚时健唱挽歌，但在褚时健案件的回声里面，我们不该反省一点什么
吗？
⊙被访者：张中行著名学者
问：您曾经有个朋友生活比较困难，每到年节的时候，你都邮钱给他，但他在这一
辈子都没对你说过一个“谢“字，但您仍把他当成生平最好的朋友？
答：能交到两个永远不说谢的朋友很不容易，人生能够交这样几个朋友最好，你得
到人家的关照不说谢，人家得到你的关照也不说谢，心里边想就应该是这样子……
当张中行老先生在我的对面如此回答的时候，我的思绪在感动中开始走神，第一反
应就是反思自己的身边，究竟有没有如张先生交上的这种不用说谢的朋友。
结果还令我满意，于是采访才能继续进行下去。
采访结束之后，在回来的路上，我却又在想：今天还可以不对你说谢的朋友，明天
会不会让“谢谢“脱口而出呢？
台湾歌者罗大佑在多年前就已经幽幽地唱出：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大家见
面越来越少……
现在的朋友间，忙的已是手机和呼机沟通的缘份，从小到大一路相守相伴的朋友已
是越来越少，大家天各一方，音容笑貌都慢慢开始有些陌生，难怪诗人舒婷会在散文中
感叹：人到中年，友情之树也日渐凋零。
因此便多少有些不甘，但挣扎着也往往在最后感受到一种无奈，再深的友情由于年
久失修，多年后重逢也如初次相识一般生涩，为某些事情让“谢谢“随口而出已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
对张先生来说，好的朋友间一生无谢字出现，已被几十年的人生岁月所检验，想赶
上新形势重新开口来个“谢谢“，怕也难，可对于我们，过去朋友间虽没什么礼仪之需
，但今后怎样，却需要几十年去检验，世道人心，我盼着好友间永无谢字出现，但实在
不敢乐观。
因为朋友间想多多见面，这年头也真难。
⊙被访者：贝聿铭世界著名建筑大师
问：在北京的城市建设――您的这个本行方面，有哪些您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变化？
答：北京的面貌可以说是有所改变了，但现在这个面貌是否真的应该是北京的面貌
呢？我有点怀疑。我是建筑师，我觉得北京的新建筑不够好，老实说一声，材料不够好
，造得快了，建筑方面也太商业化，做得快，做得便宜，一看就看得出，也有规划还不
错的……“
在省略号后面删掉的是：“不过有一点还好，将来拆起来方便。“这会让很多人
大受刺激的。不过实话总不会太过顺耳。
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担忧的人决不只贝聿铭先生一个人，因为北京的太多建筑实在让
人难以顺眼；建国后从梁思成先生开始，为京城风貌忧心忡忡奔走呼号总是前仆后继，
可悲哀的是，北京城在人们的奔走中越来越有些四不象。
也因此每当我到其它城市，嘴上夸的是京城的人文风尚，闭口不提建筑特色，因为
值得一提的故宫之美，不是咱们这几十年修的。
北京城里的人倒的确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包容是这个城市的人文品质，但在建
筑风格上，没有自己的特色，今天西方风格，明天东方风情，后天来个现代派，找个空
档再加上个中西合壁，北京城里的建筑就成了今天的杂乱无章。
用贝先生的话来说，好在规划得不错，将来拆起来方便。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得到
了一点安慰，毕竟可以把现在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成过渡期的中转房，也许将来有条件
时再起来的时建筑能把北京的风格统一。
但每一栋楼都是耗费人民币盖起来的，如果今天花的钱起的楼都能立的长一些，是
不是也是一种节省呢？可事已至此，我们又能怎样？
从下棋到规划城市到建设国家，走一步不能看后三步的都不是好棋手。而在有些城
市，我还听到老百姓抱怨：我们这个城市建设是一位领导一条街，每人上台都按自己的
喜好搞一个形象工程，结果整个城市在换了几任领导之后，风格各自为政，再也粘不到
一块去了。
也许北京比这些城市好些？
⊙被访者：傅聪著名钢琴家
问：您现在平静了？
答：我从来就没有平静过。从来没有。
这是最简短的问答，但在我问和傅聪先生回答的时候都似乎有些艰难。
作出这句回答的傅聪先生优雅地坐在我的对面，嘴里叼着一个非常古典的烟斗，烟
雾之中是一丝不苟的发型和很贵族的笑容。
这个简短的回答之后，我们俩人似乎都沉默了一下，那短暂的沉默在回忆之中显得
非常漫长。
采访之前，傅先生和钢琴在台上，我和众多的听众在台下，那场演出叫“肖邦之夜
“，但那一个夜晚实在是属于傅聪的。
但非常抱歉的是，整个一场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