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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男人与绝症妻子的温馨爱情：陪你到最后
妻子过世前的几个星期，她问我想不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二○○一年五月，在她的葬礼后，我仍旧没认真考虑这件事。我去了伦敦、伊维沙岛，还有阿姆斯特丹，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狂欢。
最后，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我还是决定要把它写下来，用她的方式。而在这时我也正准备带着当时三岁的女儿卢娜，出发到澳洲，我们要开露营车四处旅行，去一个新的环境，看各式各样的人，体会不同的感受。
第一本记事本很快就写满了，接着又陆续写了十几本，我突然很有灵感地写下很多东西，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画面，那时我才了解到，妻子的死对自己的打击有多大，所有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对自己的影响有多深。这种难过的压力让我完成了《陪你到最后》，它在荷兰已经卖出一百万册，全球也有三十种语言的翻译本出版。
这本书里大部分的情节是由我的真实经历所改编，但这不是一部自传，而是一本关于爱的小说。其中，丹尼的感觉和挫折是我的亲身经验，但是我跟他的个性差很多，他很没礼貌，又有性别歧视（我可不是这种人！），而且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其中有部分是我编出来的，有些则比事实夸大许多；但是第三章卡门过世的故事，几乎跟真的一模一样。
死亡是一种艺术，我的妻子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在害怕中度过你的一生，那就不算真正活过。当然，你可以在发现罹患癌症后，抱着好死不如歹活的心情撑到生命最后一刻；但是如果能在有限的人生里让生命发光发热，那么就算死去，也感觉没那么难以接受了。这是我在亲眼看见亲人死去后，一个很重要的体会。
瑞？科伦（Ray Kluun）
二○○八年六月于阿姆斯特丹
陪你到最后 第一章（1）
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属于这里Radiohead；from Creep（Pablo Honey；1992）1路上所花的时间与前几次一样，走进圣卢卡斯医院的旋转门时我这么想。这些天以来我们已是第三次来这里了。今天我们要去一楼，卡门的预约卡上写着“105室”。我们要去的那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们正准备挤入人群中时，一个明显戴着假发的老人用拐杖指向一扇门。
“你们要先进去，告诉他们你们到了。”
我们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进105室，门边的小木板上写着“内科专家W。H。F。谢特玛”。看得出来，里面的房间才是真正的候诊室——走廊上的人实际上是里面容纳不下的。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龄起码大我们十岁以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怜悯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医院也有自己的等级，我们显然是新人，我们是候诊室的外来客，我们不属于这里。但是，卡门的乳腺癌不会这么认为。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妇人坐在医院的轮椅上，瘦骨嶙峋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张和卡门一样的塑料封皮的预约卡，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我们。我试着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我和妻子都年轻、漂亮、健康，比你好多了，你这个满是褶子的老皮囊。可别以为我们会待在这儿，我们会飞速离开这个癌症窝，但是我的肢体语言却不配合，把我的不安全感泄露无疑。这就像你走进一家城镇小酒吧，从旁人嘲讽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就像个穿着过于隆重的阿姆斯特丹人。真希望早上我没有选这件宽松的带蛇皮饰带的红色衬衫。卡门也很不安。确诊：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属于这里了。
105室也有一个问讯台，坐在问讯台后面的护士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她立刻问我们是否愿意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坐。真及时，因为我从眼角看到卡门又泪水盈眶了。不必挤在候诊室或走廊上的一群行尸走肉中间，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前天，肯定是个沉重打击。”护士端来咖啡，对我们说。我立即想到医院已经会讨论过卡门？范迪安潘的病情了。护士看看卡门，然后看看我。我努力振作起来，一个才见面的护士不必看到我的可怜样。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Milan Kundera；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4）2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孤独恐惧症，但我的享乐思想立刻被卡门征服了，我对她一见钟情。可从一开始，她就不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恐慌与焦虑。起初，她对此还有几分同情，觉得我与其他女人的逢场作戏好玩，把这看做是挑战而不是预警。
直到一年后——那时我们不住一起——我与那时供职在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莎朗上床，事情败露后，她才确信我从未忠实于她，甚至从未尝试过要忠实。几年之后她告诉我，莎朗这段插曲过后，她想甩掉我，但意识到自己爱我至深，所以干脆对我的不忠视而不见，把这当成是我性格中无法弥补的缺陷，就好比有人好抠鼻子，有人好赌一样。这在感情上给她一种慰藉，不再去想自己的丈夫“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
但是，之后许多年，她仍然威胁我如果旧病重犯，她就离开我。她要确保我若再出轨，至少也要对她隐瞒得密不透风。这招果然有效。
这以后的七年，我们是西半球最快乐的夫妻，幸福一直环绕着我们。
直到三个星期之前，当我和弗兰克强打精神在听荷兰娱乐场产品经理喋喋不休时，卡门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末日了
REM；from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3
去赌场的都是些怪人和穿仿真丝衣服的女人。我在赌场从未见过一个漂亮女人。糟透了！
所以，当荷兰赌场的产品经理打来电话说他想成为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的客户时，我很自然地告诉他，赌场真是个让我疯狂的地方。
荷兰赌场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第二天上午弗兰克和我抽空来到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赌场，产品经理带我们四处看一看，并参观他口中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对了，“商业中心”，这就是我们客户喜欢用的术语。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可能在讨论要“一起聚聚，好好聊聊”呢。
我们，也就是我和弗兰克，在MIU谋生。有一技之长的人生产产品，还有一些人卖产品，虽然不是那么体面，但一样非常实用。我和弗兰克不卖产品，我们卖的是时间。我们甚至都不用自己生产它。MIU大部分的脑力工作都是由六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来做的，他们都像自主创业之前的我和弗兰克一样，敏感、易激动。我和弗兰克把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点子集中起来，做成报告，让我们那美艳惊人的秘书慕德加上漂亮的封面，然后我们神态自若地把点子告诉客户。他们照例反应热烈，极力夸赞我们，然后把点子置之一旁，再不理会。再然后我们又对同一个客户提供下一个报告，赚足了油水。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模式。
弗兰克提了一些问题，他知道客户总是欢迎这类问题，产品经理大谈信息过载的世界记录，我则装作在认真听。我的装听艺术已是登峰造极了，客户会以为我在苦思他的市场营销问题，而实际上我正在想的是做爱、俱乐部或阿贾克斯足球队。有时，我完全不知道客户刚才说了什么，但这没有太大关系。高深莫测的表情、紧缩的眉头、故弄玄虚的沉默是干我们这行的先决条件，这甚至可以让我们赚更多钱。只要尽量不要睡着，这招就有效，弗兰克总这么说。
今天我实在撑不住要睡着了，我已经明白无误打了哈欠，两次，这可惹恼了弗兰克。正当我的上下眼皮不停打架时，手机响了。我松了一口气，说了声抱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卡门打来的。
“嗨，宝贝。”我说，一边从桌边转过身去。
电话那头传来卡门的啜泣声。
“卡，怎么啦？”我大惊，问道。弗兰克朝我瞥了一眼，很担心的样子。产品经理仍在夸夸其谈。我向弗兰克作了个“别担心”的手势，从桌边起身离开。
“我在医院。不是好消息。”她抽泣着说。
医院！我已经忘了她今天得去医院。两天前，她让我看看乳头是不是不太正常，乳头有些红肿，我试着说服她这只是来例假的原因，或者也可能是被乳罩里什么东西刮伤了。不要紧。就像六个月前的那次假警报一样。我说如果她担心的话就去找沃尔特斯医生看看，让自己放心。
应对坏消息我毫不在行，每次我都会试图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事情没有那么糟，一切都会好转的。就好像事情有时会无可辩驳、无可逃脱、无可避免糟糕透顶，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就是爸爸问我NAC布雷达球队踢得怎样，而我不得不告诉他布雷达球队以0比1输给了文登球队。感觉就像是我让他踢了乌龙球。总觉得告诉别人坏消息或是听到坏消息，那一天就全毁了。
“听着，卡，冷静地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我对着电话说，小心避免用“医生”这个词，因为弗兰克在旁边。
“他也不确定，他认为我的乳头看起来很奇怪，他说情况不乐观。”
“嗯……”我过度悲观的情绪从电话这头传到卡门耳里，让她开始慌了起来。
“我告诉过你我感觉乳房发热！”她吼道，她的声音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