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但是还剩下很多啊。”
“不，不会很久了。看看这个。”她说，然后从头顶扯下一绺头发。我看见有一块一厘米的地方没有一根头发。
“是，你把头发分梳时，才看得到，还可以——”
她几乎没有在听。
“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很害怕，将来我回去工作，或者在酒吧，别人会看到。”
她很愤怒，一边又流着泪。憨豆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家了。
“你想怎么样？”我问。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我们干脆剃了吧？”她迟疑地说道。
“你想让我这么做吗？”我说，看着镜子中的她。
忍住。我真这么想吗？
“能不能——你想这么做吗？”她紧张，几乎是尴尬地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微笑着点头了。
“当然，为你我会这么做。”
她又看看镜中的自己，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就这样。”
“好。”我说，然后从镜子旁边的橱柜里拿出电动剃须刀。
“你想怎么做？”她不确定地问。
“先用剃须刀，然后用剪刀？”
“是的，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不是吗？这样会很光滑，我不想戴上假发后头皮发痒。”
我拿起一块白色手绢，铺在她肩上，她还在看镜中的自己。我则像一名专业的理发师看了看她。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谁能告诉我？不管怎样，从后面开始吧，这样，在我拿剃须刀剃的时候，她就不会直接看到第一块裸露的头皮了。是的，从后面开始。
“开始啦，亲爱的。”
我深深吸了口气，打开电动刀，剃掉了约四厘米宽的一块，从她的颈背开始剃的。同时，我吻了她的脸颊。她在镜子中看到长发掉在手帕上，拿手掩着嘴，哭了。我哽咽，但手没有停下来，每推一刀就亲吻她一次。我们什么也没说。
十分钟以后，卡门秃了。
你可以把自己藏起来，舔伤口
将夏天浪费在徒劳的祈祷中
Bruce Springsteen；from Thunder Road（Born To Run；1975）
21
“啊——该死的东西痒死了，完全要令我发疯了！”
我从音乐杂志中抬起头。
我们家的后院很热。一侧邻居加盖出来的高围墙把风都给挡住了，只有花园尽头靠近阿姆斯特丹森林的小池塘边，有时会有风吹过，但我们几乎从来不去那。去那里，感觉就像身处森林深处了，非常不自然。有时我和卢娜一起去那喂鸭子，其他时间我们几乎不太会走过去。我们在花园里放了非常大的遮阳伞，但连没有戴假发的我都觉得热，何况卡门。
带刺的假发，从昨天开始卡门就这样叫她的假发了。她已经戴了一个星期了，那几天十七度左右，多雨，是不适合去海边的天气，但对她来说还算可以接受。从昨天开始温度升到二十度以上，她就受不了了。
“你不能把它摘下来吗？”
“不行，穆德随时都可能带卢娜回来的。”
昨晚卢娜在穆德家住了一夜，今天她想去动物园。穆德跟我提出带她去时，我求之不得。星期二又做了一次化疗，周末这几天，卡门刚刚感觉好一些，我却疲惫到了极点。三天时间全职照顾卡门和卢娜，期间抽出一点时间去MIU处理工作，把我累坏了。多亏了穆德，今天早上我睡了个懒觉，现在我精力充沛，甚至下午都想去参加沙滩音乐吧的舞会呢。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诉卡门我的这个馊主意。
“嗯？这不是你家吗？每个人都必须适应这个事实，你秃发了。”我说。然后我尽量装作无意地说，“顺便说一下，穆德不会在这待很长时间，下午她想去参加沙滩音乐吧的舞会。在布隆明岱尔，你知道的。今天下午又重新开始了。”
“我甚至都不愿去想，”卡门一点也不解我意，“我也不想你去。我不想单独跟卢娜在家。”
“不，我也没有计划要去的，亲爱的。”我撒了谎。操。
“好，只是让你知道。”她头也不抬地看着手上的时尚杂志。
“是——难道我没说没有这个计划吗？”
沉默。
“哦，该死的东西！”她叫起来，用手指去抓假发。
“天，卡，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拿下来吧！”
“不！我不想看起来很滑稽。记住这一点。”
你自己肯定也很清楚，我暗想。
几分钟以后门铃响了。我起身走去开门。
“她真惹人疼。”穆德说。她抚摩卢娜的头发。这个小姑娘在她的婴儿车里睡着了。
穆德又待了大约一小时。她要回家，换上她最嬉皮的衣服，想到要去沙滩音乐吧她已经兴奋不已了，卡门和她一起聊着，开心地大笑。我也笑了。
“弗兰克和MIU其他几个人也都去。”穆德说。
“我们在家也会过得很愉快。”卡门说。
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
只是待在这里
我时不时向窗外望去
我坐立不安
我眺望远方
拿起啤酒
吹起笛子
De Dijk；from Bloedend hart（De Dijk；1982）
22
“现在呢？”我问。
床上放着一把剪刀，一个装着厚厚的凝胶绷带的盒子，像披萨盒一样，几根剪下来的散绷带。还有一位年轻的、裸着身体、秃发的女人，有一只美丽而健康的乳房，而另一只乳房上满是水泡、伤口，灼伤的皮肤呈各种颜色，黄色、粉色、紫色、红色、紫红色。五个星期以前为放射疗法而画的那条黑色的线，透过这个火山喷发式的场景依然可见。
卡门斜着头去看那个乳房上还没有被包扎起来的部分，绷带有一面是凝胶，以保证下次换绷带时灼伤的皮肤不会粘在绷带上。她用一只手托住那只缠了绷带的乳房，另一只手指着绷带。
“我记得护士好像是贴在这里，如果贴的位置不对的话，绷带会皱皱的。”
“好，那要剪多长？”
“哦，大概五厘米吧，我想？”
卡门做了四次化疗之后，谢特玛医生显得有些高兴。卡门血液中的癌细胞有减少的迹象，她乳房里的肿瘤也稍微收缩了一点。谢特玛在交谈时甚至用到了“手术”这样的词。“但是首先，我们要确保乳房中的肿瘤变得更小一些，否则，做手术时就有风险，可能会渗入皮肤。这样的话，情况就只会更加糟糕。”她说。她当时找了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放射科医生一起会诊，他也同意谢特玛的观点：放射疗法。七个星期，我们每天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然后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进行。
和每次化疗之后的问题相比，前四周去接受放射疗法就像是去公园散步，但是做了二十次放射疗法之后，正如放射疗法专家所预言的那样，卡门的皮肤开始脱落。
“你觉得我需要再剪长一点吗？”
“嗯——不用，这样就可以——”卡门紧张地说。“停！停！”我无意中碰了一下她疼痛、灼伤的乳房皮肤，她吓坏了。我把剪刀放下，双唇咬着舌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片绷带，然后拿另一片轻轻地贴在乳房上，没有按压。然后在旁边又贴上一片。一切都会好的。现在乳房已经被包了个严实。
卡门检查我的手工活。“不错，”她点头，“很好，谢谢。”
我擦掉前额上的汗珠，把几片保护膜和用剩的绷带放回盒里，垃圾丢进浴室的垃圾桶。我回来时，卡门已经睡着了，做放射性治疗让她很疲倦。
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现在八点半，外面还亮。昨晚八点，卢娜睡觉一刻钟之后她就去睡了。我陪她一起上床但到半夜我也还没睡着。
我轻轻走过去，吻她的前额。在她耳边小声说“晚安，宝贝”。
我下楼，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可是，其实我更想喝一杯玫瑰红葡萄酒。我把啤酒放回去，打开一瓶玫瑰红葡萄酒，从食物柜里拿了一袋日式脆饼。我查看有没有短信。有一条，拉蒙发来的。
拉蒙是我和弗兰克在伯尼维公司时认识的，拉蒙是弗兰克的助理会计。弗兰克太有风格，而拉蒙却太没有风格。他结实得就像一座砖砌的房子，在他面前你只会觉得自己是个穷人或女人气的男人。拉蒙肯定不是女人气的男人。他对自己的身体很骄傲，必须承认，他确实有这个资本。这让他过分自信了，有时如果他心情不好或有人无意碰到他（或他的车或他的啤酒），他就会变得很有攻击性。拉蒙实际上不是像弗兰克和托马斯那样的真正的朋友，但我们属于同一种类型。
拉蒙非常喜欢俱乐部，像巴士底、珠普盛宴吧和惊奇酒吧。我只认识一个和他一样失常的人，那就是我自己。我们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拉蒙和我一样对女人来者不拒。我们是见者通吃，不让责任成为障碍。我和拉蒙认为节制只是那些总是空手而归的人的美德。我们最后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来自南方：我来自布雷德，拉蒙来自智利。他九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全家逃往了荷兰。拉蒙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对于皮诺切特政权来说，他聪明得过头了。他们一家在阿姆斯特丹东南部定居下来。那时他认识的朋友有毒贩也有吸毒者，因为不愿自己将来成为那样的人，他努力读书上大学，毕业后决心要闯出一番天地。十年以后，拉蒙，而不是弗兰克，被委任为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总管。弗兰克无法应对突然有拉蒙这么个漂亮的饭桶做他的老板，所以他辞职了。从那以后，只要拉蒙在旁，他就会不停炫耀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而且就像商业广告一样没有结束的时候。拉蒙说他不知道弗兰克（或者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在想什么。
星期五我们还去莱登广场吗？他想知道。
我回复他：废话，当然去啊！
从卡门开始化疗，我就已经放弃了每周一次傍晚在沃德尔公园的足球比赛，下班后我不再去酒吧喝酒了，但谁也不能阻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