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过你我感觉乳房发热！”她吼道，她的声音都变了。“该死，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冷静，亲爱的，还不确定——”我壮起胆子。“你想要我去陪你一起吗？”
她想了一会儿，“不，来这你也做不了什么。他们要取血样，还要检尿，他们会告诉我哪天做切片手术，像上次一样，还记得吗？”现在她听起来平静一些了。
理性谈论事情可以帮助人恢复情绪。“如果你能去托儿所接卢娜那就太好了。还有，今天我不去公司了。”
公司全称是广告经纪公司，是卡门的公司。卡门突发奇想去广告公司工作是因为看到我在伯尼维广告公司工作，那时我们自称自己的公司为广告界的皇家马德里。以前卡门很不喜欢那种小集团，“满是趾高气扬的自大狂，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高过他们的客户、同事、上帝”，她以前常这么说。“玩弄创新，实际上他们真正想的是驾一辆大笨车，赚大把大把的钱。”她认为去搅搅局会很好玩，在伯尼维一次招待会上，她偷偷问我们的一个客户（B&A中心）他们为什么不把产品和广告权卖给其他国家的非竞争性公司。“一种经纪观念，就像书、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样。”她说。这个客户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第二天他就向伯尼维的主管拉蒙提议了。为省麻烦，拉蒙勉强同意了。卡门于是披挂上阵，六个月之内她就把B&A中心的产品权卖给了南非、马来西亚和智利的公司。广告界炸开了锅，他们认为这庸俗，庸俗透顶，就像牲口市场。卡门坚持自己的立场，她是发现宝藏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想成为广告经纪公司的客户。广告经纪公司横空出世。谁也不曾预料，由于卡门，他们现在赚得的是过去的四五倍。以前客户都是咬紧牙关按小时付费，这比他们去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男人俱乐部（如雅漾俱乐部）都更贵，很快，他们看到了挥金如土的广告活动所带来的利润。而这些只不过是因为卡门看准了机会把广告卖到了遥远的某国。两年之内，卡门手下就有20人，她的客户也遍布天下了。她对这份白手起家的事业很得意，有时心血来潮，她会选个好地方，飞去拜访她的客户，很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真好！”每次她谈成一个新客户都会这么说。
我不能拉长着脸去托儿所啊。我希望六点之前可以离开这儿。那晚饭吃什么呢？我忍不住笑了。我们对一日三餐从来都不在意，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想起要吃饭，然后惊讶地发现除了一抽屉卢娜吃的婴儿食物之外，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朋友取笑我们每周花了多少钱在达美乐比萨店、中国外卖店、街头小店。
“我们去准备点吃的，你尽快回家，好让我抱抱。可能，最后什么事也没有。”我尽量把语气放轻松，然后挂了电话，但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湿透了。我隐隐觉得我们的生活刚刚触礁了。我目视前方，心想情况肯定还是有积极的一面，以后我们将心情平和，列一个清单，写下每一件事，看看那些好事。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安慰卡门，现在她正坐在那家糟糕透顶的医院。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弗兰克和产品经理所在的桌边，那位产品经理刚刚开始絮絮叨叨地讲把新顾客变成常客的问题。
你快乐极了
但一切即将过去
Jan Wolkers；Turks Fruit（1973）
4
我把雪佛莱开拓者停在房子对面，我们家在阿姆斯特芬路，就在阿姆斯特丹森林边缘。
我讨厌阿姆斯特丹森林，讨厌阿姆斯特芬路，讨厌我们的房子。我们在市中心住了五年，住在沃德尔路一个公寓的二楼。卢娜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卡门动起了搬家的念头，一来是为了给卢娜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来她厌倦了每次出门或回家都得把婴儿车搬上搬下，而我则是每天回家都得花上二十分钟在附近绕圈寻找停车位。一次我们在沃德尔公园野餐，刚摆好食物篮，在桌布上摆上两瓶玫瑰红葡萄酒，才发现卡门忘带尿布了——“不，你去拿吧，丹——”然后她就极度推崇阿姆斯特芬，那里每间房都有自己的独立花园，最后我们决定搬家，选了阿姆斯特芬路的一所房子。
我们家是872号，是个典型的战前小房，前房主精心改建过。房子正面漆成了黑色，木头尖拱屋顶是绿色的，白边。房产中介称这个屋顶“美轮美奂”。你说美轮美奂是什么意思，我暗想，这里又不是赞丹市，甚至都不算是保护区。但是卡门想搬家的想法日益浓烈，迫于她的压力，此外，至少我们不用搬去像海特库伊或阿米尔之类的乏味的郊区，就这里了。虽然这还是属于阿姆斯特丹，但充满了阿姆斯特芬味。从一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与这里不协调。我开车上到出城的A10高架桥时，就感觉自己在远征。“看，斑马！”我们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我说。卡门没有被逗乐。这里没有电车，但有公交车经过门口。你想想看吧。但是，先在这住几年还是不错的，要等到MIU和广告经纪公司飞速发展，变成金矿，我们买得起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楼的公寓之前，斑马就斑马吧。
五十码外停着那辆黑色的甲壳虫车，我知道卡门已经到家了。我从车里把卢娜抱出来，跑到门前，做了个深呼吸，把钥匙插进锁孔。我的神经比1995年阿贾克斯比赛时还要紧张，比分1比0，阿贾克斯必须在最后几分钟扳回局面，打败AC米兰。
卢娜是我的阳光，我们同一天过生日。她一出生我就知道，六十岁生日时我的朋友们肯定会来的，他们不会错过我女儿的漂亮、健美的年轻朋友在我家跑来跑去的场景。
这似乎是一个很寻常的傍晚。卢娜一看到卡门就笑开了，她的小脸几乎都笑成两半了，卡门照例拉长了声音喊“卢——娜——”，傻乎乎的表情，学着卢娜的样子趔趄小跑，然后蹲下抱住她。卢娜也非常高兴地回答“妈——妈——”。今天傍晚这一幕比以往更加打动我的心。“嗨，心肝。”卡门站起来时我说，我吻她的唇。我们拥抱，她立刻就哭了起来。再见吧，寻常的傍晚，不寻常了。我紧紧地抱住她，从她的肩头望去，一片空旷。我告诉她最后一切都会好的，就像六个月前那次一样。这是下午以来我所能说出的最好安慰了。
她上床了，我抱紧她。我们开始亲吻，从她的动作我知道，她兴奋了。她从后面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爱好吗？”然后捂住我的嘴，以免吵醒睡在隔壁的卢娜。
卡门在卧室脱下衣服，我查看她的乳房。第一次见到她裸体时，我张口结舌，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身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未睡过这么美妙的身体，她大笑，说那天傍晚在罗莎酒馆，她就注意到我眼睛一刻也不离盯着她低胸黑色T恤露出的乳沟。卢娜出生后，她的乳房稍微有点下垂，但我觉得这毫不影响，依然那么迷人。卡门只要脱衣服，露出她那美妙的乳房，就能让我兴奋起来。每晚都是盛宴。与卡门在一起的生活就是盛宴，是身体盛宴，也是精神盛宴。
就在我们激情过后，她又开始哭起来。
“别这样，宝贝。”我低声安慰，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
“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后来我关灯时她说，“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庆祝了。”
“后悔”总是来得太迟
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landse funk；1998）
5
到三点半了我仍然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再次报告这个坏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样，在检查结果还不明确时，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忧。切片检查安排在十天后的星期五，虽然卡门希望尽快做手术好确定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沃尔特斯医生告诉卡门，他们无法早做，他让我们放心，十天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今天傍晚我又为这事上火的时候，卡门没好气地说，“那我能说什么呢，丹？说我们自己做切片检查？”此后我就闭嘴不再说了。
沃尔特斯医生。六个月来，我见他的时间一共大概就半个小时，但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约55岁，灰发，斜分，戴着圆框眼镜，白衣。自从半年前卡门去家庭医生巴克医生那里做完检查后，噩梦就开始了。他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乳房，说是为保险起见。我们被吓坏了。在圣卢卡斯医院我们见到沃尔特斯医生，他检查了一下，说卡门需做切片检查，这让我们更加害怕。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切片检查是什么，而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要做你从未听过的检查，这本身就是坏消息了。
切片检查的前一晚，我们躺在余晖照射的卧室，我努力不让卡门注意到我内心在激流汹涌。因为就寝前我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她害怕极了。我真的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癌症就等于死亡。
沃尔特斯医生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细胞很活跃，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它不是恶性的。”我记得他一说完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只想赶快离开医院，离得远远的，回归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快乐地过以后长长的日子，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千年万年的计划。一走出医院，我们紧紧相拥。我们高兴得就像是刚刚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我高兴地打电话给卡门的妈妈、托马斯和安妮、弗兰克和穆德，告诉他们没事了，卡门很健康。
不是恶性的。难道我们不该向沃尔特斯医生问清楚，这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吗？难道我们不该再去另一家医院，听听不同看法吗？说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搪塞了事吗？卡门高兴、放松情有可原，但是难道我不该继续寻求结果，坚持让医生继续检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痴的是我，不是沃尔特斯医生。毕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