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着头。
“还有我认识的女孩吗？”
“嗯——埃莉。”
“埃莉？”
“托马斯的妹妹。”
“什么！埃莉？什么时候？”
“去年狂欢节。”
“我打赌托马斯没有注意到，是吗？”
“是，当然没有！我很小心。”我立刻说，我还记得他在博梅尔大骂他妹妹，而那时我们所做的仅是爱抚而已。
“很幸运。不然你就要上报纸头条了。我想弗兰克都知道吧？”
“大部分，是的——”
“该死。上帝，这真让我生气，丹尼。”
“但弗兰克不会告诉任何人——”
“这不是重点！如果你的朋友知道我和皮姆做过你是什么感觉？至少，感谢上帝，托马斯什么也不知道。穆德呢？她知道吗？等等——”——哦，不，请不要问——“你不会告诉我你和她也做过吧，会吗？”——哎呦。
“和穆德？上帝，不！”
“感谢上帝。但是她知道你不忠。”
“是的，她知道。”
“该死——好，你和穆德谈恋爱的时候也和很多女孩睡过，对不对？”
我点头。
“总是不戴安全套，对吗？”
“几乎都戴了。”我撒谎。“你呢，和皮姆？”
“没有戴。”
“操。”
“等等，你不会打算对我拳脚相向吧？”她蛮横地说。我立刻摇头。她笑起来。“好。看来我只好接受。”她笑着说，“你这个到处发情的男人——我很高兴你告诉我了。不过我愿打赌你隐瞒了一些。”
“嗯——我想这也许够了，你说呢？”
“好，到此为止。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丹尼。”
“是什么？”——哦，上帝，我能感觉到风暴即将到来。哦，不，请——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出轨，在我还活着的这几年。”
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嗨，罗丝。
“我答应。”我说，显然没有丝毫犹豫，脸上挂着能让她放心的笑容。
在下雨，但天空没有云
这肯定是你的泪水
Bruce Springsteen；from Waiting On A Sunny Day（The Rising；2002）
13
我告诉卡门今晚我和拉蒙出去。她吻我，说希望我过得愉快。在那次关于出轨的谈话之后她狠狠哭了一场，但她说她不想再追究了。我能坦白一切，她很为我骄傲。卡门又信任我了。
但我不信任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安排在迷魂酒吧和罗丝见面，而不是在她家。
我丝毫无法预料今晚将怎样。我真的可以跟我的短暂灵魂伴侣、性伴侣、我的新月面包师、我的替代女王、我的心理医生说再见吗？
迷魂酒吧是类似弗兰克所称的“黄油脸”（即除了脸之外别的地方都很好）的娱乐行业：它地处黄金地段，但绝对是个垃圾酒吧。它甚至都不是一个休闲咖啡馆，但居然可以那么无聊。如果把它放到任何别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去那的。
我忐忑不安地在迷魂酒吧四周环视，看她是否已经在那了。这不是第一次约会。
她在那，就在吧台。她向我招手，对我紧张地微笑着。我问她想喝什么。
“我要白酒。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对吗？”
“甜的还是酸涩的？”我问。
我无法正视罗丝，但她在看我。我看着吧台侍应倒酒时感觉到她的目光。就我而言，吧台侍应倒酒实在太快了。我拿起酒杯，和罗丝碰了一下杯。“干杯。”
“告诉我你的决定吧。”罗丝说。
“我和卡门想再努力一次。”
“很好。我为你们两个高兴，真的。”
“我承认了一直以来我都不忠。”
“那么，她的反应怎样？”
“不坏。但我必须保证再也不会不忠了。”
“那么——为我们最后的晚上干杯，嗯？”她嘲笑地说，举起手中的酒杯。
“但我们还可以继续见面，不是吗？”我说，一如我宣布坏消息时那样故作镇定，试着使这个过程轻松一点。“现在我们真的得到一切了。你和一个已婚男人有秘密恋情，不能和他上床；我有一个柏拉图式的女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得回家解释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大笑。
罗丝没有笑。罗丝没有被逗乐。她的脸上全是阴云。“我认为这没什么可乐的，丹。”她愤怒地说，“不要这么天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吗？你难道没有发现，你无法离开我，我无法拒绝你吗？我们再这样下去只会让你一辈子感到内疚，而我也会一辈子觉得自己是个荡妇。”
她说得很对。再不见面是唯一我可以坚守诺言的方法。我了解我自己，我真的应该高兴。我把手放在她腿上，她推开我的手。
“你应该回家，以免我们又犯错误。”
“我可以时不时给你打电话或发邮件吗？”我尴尬地问她，就像一个中学生，扶着自行车站着。
“最好不要。”她低声说，眼睛盯着地面。
我弯腰，给她最后一次法国式的热吻。然后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我回头看看，发现罗丝还扶着她的自行车站在那。
她在哭。
这是最后的倒计时
Europe；from The Final Countdown（The Final Countdown；1986）
14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知道卡门病危了。
“准确告诉我哪里痛。”谢特玛医生说。
卡门指着肋骨正下方，就是前一天她指给我看的那个地方。在中间偏右一点，从观察者的方向来说是偏左。“那里是不是肝脏的位置？”她问我。不知道。我大概知道心脏和肺的位置，还能指出胃在哪，因为吃得太多的时候我能摸到，但我不知道其他器官都在哪。在学校我学的是艺术专业。
“嗯。”谢特玛说，“到隔壁房间脱下衣服。”
我留在原地。谢特玛翻阅卡门的病历。一种不祥的沉默。然后她站起身说，“我们去看看。”说话时她没有看我。她进去后带上了门，所以我想她说“我们”其实就是指她自己。
一会儿，她出来了，在洗手池洗手，过来坐下，什么也没说，又开始翻阅病历。
卡门也出来了。谢特玛合上病历，拿下眼镜，看着我们。
“你感觉痛的地方其实是你的肝脏。”她开始说，“恐怕你的癌细胞转移了。”
有时你会听到从未听过的词，但你立刻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么它在扩散？”
“是的，可以说是扩散。”
我和卡门对视。有好一会儿卡门一动不动，然后她的下唇开始发抖，她用手捂住嘴，眼泪流了出来。我紧握她另一只手，一直看着她。这场景似曾相识，一年前，同样的房间，同样的椅子，我们面前的谢特玛同样沉默着。这时我们知道卡门在网上看到的百分之四十的存活率算是很高的，现在已经变成零了。
“确实在扩散吗？”我问。
“最好现在用超声波检查一下你的肝脏，做完之后回我这来看结果。”
我们像绵羊一样温顺，由他们领着在医院穿梭。我们坐在超声波等待室。卡门什么也没说，她坐着，低着头，看着她卷起来的手绢，然后又把手绢展开，就像烟卷一样。卷起来，展开来。一位护士走出来，她拿着一份病历，看看病历上的名字，再看看卡门，问，“范迪安潘太太？”
卡门点头。
“要我和你一起进去吗？”我问。
“要。”卡门说。
我们走进房间。卡门必须脱下衣服，过去躺在轮床上。护士用淡蓝色的胶涂抹在她腹部，我站在卡门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抚摩她的肩。她看着我，又开始哭了。我感觉自己的眼眶也湿了。护士拿起一个仪器，我认得这种仪器，卡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做了超声波检查，看过超声波回声图。那时我们快乐地看着屏幕，屏幕上可以看到胎儿在动，产科医生向我们解释哪个部位已经可以认出来了，胎儿一直在动着，我和卡门都觉得妙极了。我们给起了个名字“舞西黛西”，卡门认为这个名字最能描绘这种动作。
今天没有什么舞西黛西了，我们也不觉得需要看屏幕了。两位护士（或医生，我不知道他们的级别或地位是什么）的脸告诉了我们所想知道的一切。他们指着屏幕上的什么东西，彼此低声说着什么，我们听不清，其中一个在卡门的病历上写，时不时看看屏幕又看看病历。
“你可以穿上衣服了。”
“情况怎样？”我问。
“你们可以从谢特玛医生那得到结果。”她说。
“看起来不妙。”我们一坐下谢特玛医生就说，“有颗三乘四厘米的肿瘤，在肝脏上方。”
我看着卡门，发现她又用手捂着嘴快哭出来了，但我决定，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多长——嗯——我的妻子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最多两个月——”
“那如果采取措施呢？”我挣扎着问。
“坦白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用泰素帝化疗，可以延长几个月。这是另一种化疗，不同于去年你所做的CAF。最多只能做十二次，再多的话你的身体吃不消。一旦化疗停止，肿瘤又会继续长。我们最多可以延长一年。”
“会很痛吗？”卡门泪眼矇眬地问。
“不会。几乎肯定不会。可以把肝脏想象成一个工厂，它清理体内的有害物质。肿瘤最终会使肝脏停止工作，然后你得到的氧气会越来越少，睡得更多了，最终你会陷入昏迷，然后死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至少还有好的一面。”卡门含着泪喃喃说道。为这种小小的慈悲而感恩。
“化疗有什么副作用？”我问谢特玛。
“和CAF一样。恶心、疲惫、掉发、失去味觉和嗅觉。这种化疗还会使肌肉产生反应，你手掌和手指的皮肤会变得非常敏感。”谢特玛说。
“我们做。”卡门说。
“哦，你的指甲会掉。”谢特玛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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