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邀请了一群朋友来比利时南部的一个城堡，和我们一起共度周末。一共有23位客人，卡门把她毕生所看的书里面的文章跟大家分享。有时内心里的雨下得比外面还大。
我们还去打猎。我们本来打算在阿姆斯特芬路住三年，然后用我们在MIU和广告公司赚的钱再找一个大一些的房子，可是因为癌细胞扩散的原因，我把计划提前了。卡门还要消化一下我的计划，但是她现在很高兴可以知道她离开后，我跟卢娜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如果泰素帝真有作用的话，也许我也可以在那住上一段时间。”她满怀希望地说。
我对这方面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如果卡门可以跟我们一起搬进新房子的话，也代表她会死，我怕到时候新房子会跟这里一样，让我对疾病和死亡充满恐惧感。我衷心希望新房子对我和卢娜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我不敢告诉卡门这些。但我们谈论很多关于卡门死后未来的生活。谈几个小时，在家，在酒吧，在船上，在平台上。我们无所不谈。
爸爸和我还谈论将来你可能会有一个新妈妈。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对爸爸来说当然如此，对你也好，因为你有一个可以倾述、一起笑、一起吵架、一起做事的人。尽管我不在了，但我心里你永远都和我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尽管我不能在这里和你交谈、拥抱你——我永远爱你，就像我永远爱爸爸一样。
当我们聊得愈多，我就发现我们再度爱上了对方，我们享受最后一段可以互相陪伴的生活。丹和卡门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和王后，过着短暂而快乐的生活。
给我
给我
给我力量
Suede；from The Power（DogManSta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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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受的时光中还是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卡门提早了十五年进入更年期，她开始觉得潮红、月经停止了，而且头发开始变灰白，不过时间不长，因为三次治疗之后她又秃发了。带刺的假发又从盒子里拿了出来。这次她的眉毛和睫毛也掉光了。她戴了几天假睫毛，但并不成功，因为化疗的关系她一直流泪。整天就看她用手帕在擦眼泪。
另一个副作用是她所有的手指指尖都用胶带粘上了，因为她的指甲不是松了就是掉了。她的指尖感觉“就像手指被门夹住了”。今天早上卡门哭了，因为她再不能给卢娜换尿片了。她的手指已经没有力量撕开粘贴着的边了。那以后，她非常生气，生自己的气，生尿布公司的气，生我的气，因为我性急地对她说她可以叫我做。“难道你真不明白我想自己做吗？”她对我尖声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是咳嗽，特别是在晚上。有时我担心她从此停不下来了。但我更担心这意味着癌症在扩散。我在一本小册子里看到过，乳癌细胞最容易扩散到肺部。医生让我们放心：这可能是胸膜炎。“胸膜炎，医生？”似乎你已经猜出来了，这是化疗的后遗症。
卡门做任何事都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她几乎没有精力了。谢特玛把这叫累积效应。身体越来越抵抗化疗。
最困难的是必须从她手上的血管打针，这让她很痛苦，因为卡门的血管比一般人难找，每次打针都变得更加困难，也越来越痛，得试好几次才能成功。卡门将打针看成如爬山般，一次比一次爬得更高。但我每次看到医生这么刺着卡门的手，我的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再有两次，前六次化疗就结束了。然后就有三周不用做化疗，给卡门的身体一个恢复的机会，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了。还有六次。一想到这个卡门几乎要发疯了。
“如果可以将所有打进我身体的针改成药水该有多好呀。”当我们在做化疗前，每个星期去谢特玛医生那里复诊时卡门说，“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当她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又快忍不住要掉下来了。然后我搀着哭着的卡门进入化疗室，做第五次化疗。
还有七次。
刚才我看到卡门打针的情形后，跑去洗手间哭了。
这太糟糕了，罗丝。我晚点打你电话。
几年来让我惊讶的
活到一百岁我也绝不会忘记的
是你愚弄了我，你欺骗了我
Wim Sonnefeld；from Tearoom tango
（An evening with Wim Sonnevel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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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真的有药水。
卡门通过托尼知道的。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卡门去那做放疗，据托尼说正在试验一种口服化疗药物，已经做了几个月了。我不敢相信。
卡门让我给他们打电话。“你的表达能力比我好。”
我打通电话，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证实了托尼的话。
只要范迪安潘太太还是圣卢卡斯医院医生的病人，那么他们就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我说我明白，我会和谢特玛医生联系。
我挂了电话，卡门看着我。
“没错，有一种可以喝的药。”
卡门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想开车去那家该死的医院，抓住谢特玛的手，把每周都刺进卡门手上的那根针刺进谢特玛的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深呼吸。然后我打通圣卢卡斯医院的电话，找谢特玛。她度假去了。
代理医生是泰斯米尔医生。我尽可能平静地向他解释，我的妻子每星期打针太难了，已经引起了重大心理问题，谢特玛医生也知道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允许卡门转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口服治疗。泰斯米尔医生告诉我他帮不了我，他解释说他不能把同事的病人这么简单就转交了，说再过一周半谢特玛医生就回来了。
我愤怒到了极点，告诉他，在今天之前，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医生会把病人的生活质量放在第一位，而我妻子的生活质量几乎为零了，因为每周在化疗前几天，她就坐立不安，哭泣不止，因为她无法面对那根导管再插进她身体里。然后我又提起了一件往事，一个宿怨——而且不是不相关的——我说我原本希望医生会有一点人性，因为我妻子最终会这样，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事——沃尔特斯医生所犯的一个错误，差不多两年前的那个错误。
泰斯米尔医生变得愤怒了，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还说在他看来，此事与目前的讨论毫不相干，他还认为我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极为不正常。
“你要说的就这些吗？”我问他。
“是的。”
“那好。那么到我说了：我不会再与你有什么交往。”我还说他将收到一份言辞激烈的传真，同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谢特玛医生和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因为我把妻子的幸福看得比谢特玛该死的假期更重要。
卡门问我们是否该作罢。想都别想！我已经狂怒。我们一直被人鱼肉，任人宰割。
马上，我走过去坐在电脑旁，开始打着传真，在传真中我写道，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曝光给媒体，以保证我妻子能接受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测试，并且我保留采取任何其他方法的权力。我其实一点也不知道其他方法会是什么，但我认为这听起来具有威胁性。
第二天我将信传真出去，九点的时候电话响了。
“范迪安潘先生，我是罗登巴赫医生，是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学总监。圣卢卡斯医院的泰斯米尔医生给了我你的电话。”
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罗登巴赫医生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他是那种让病人倾述、并且也会倾听的那种医生。他告诉我们口服测试的结果仍然不确定，而化疗对卡门的效果较好。他建议卡门不要进行测试，并提出另一个替代方法，不用插管注射。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这在我听来就像是一种化学化妆品，但似乎是一种很方便的小器械，麻醉之后植入乳房附近的皮肤下面，做一个很小的手术。药水就可以通过一个永久性的孔注入静脉，而不是通过针和导管，这是无痛的，而且一般首次做都有效。卡门说她六个月前就从网上聊天群里得知这种小器械，她曾经和谢特玛谈过一次，但谢特玛强烈建议她不要使用。说这种手
术相当大，而且经常会被堵住。谢特玛认为没必要这么麻烦。
“那么——嗯——在我们听来这很好。”
罗登巴赫尽他最大的努力、维护的那个圣卢卡斯医院的同事谢特玛，我曾经问过她让我妻子在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接受治疗会不会更好，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专门治疗癌症。就是那个谢特玛，那时她坚决否定我的观点，说什么由于因特网所有关于癌症的信息、所有新的进展、世界上所有医院的所有新的方法在几个小时之内都会成为所有医生共同的知识。而且她告诉我们，她每两周会和邻近的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医生们一起讨论她的病人的病情。
但是她骗了我们，就在卡门哭着请求用别的任何方法，只要不用刺那该死的针头时，她麻木不仁地对我们撒了谎。
罗登巴赫说他认为装仪器比口服治疗更好，但决定权在卡门。他还提出接收卡门作为他的病人。
卡门选择了装仪器，选择了罗登巴赫，选择了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我看出来她很高兴，我也是。
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AvL）专业治疗癌症，AvL的医生和护士理解那些生命受到威胁——或像卡门这样已是不治之症——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另外一个好处是，所有在这里出现的医护人员，都知道你来不是因为老婆要生孩子，或者做阑尾切割手术，而是因为癌症。我甚至自己都会不经意对那些在走廊上搀扶着走或安静地坐在大厅咖啡机旁边的人们投以同情的目光，他们或许刚听说母亲的癌症在扩散，或祖父随时可能逝世，或者医生已经对他们的丈夫或妻子放弃了治疗希望。事实上，AvL就像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如果你看见谁在这走动，你就一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