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房间时，卡门把卢娜抱在膝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医院停车场。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还是这儿还有什么事？”我问。
“我想已经好了。”卡门说。她扭头看，找她的黑包。我静静地走到桌边，包被她的外套盖着，我帮她把外套穿上，平常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但现在做了，因为我发现这是目前唯一能帮她做的事。
“不要太靠后。”我把外套展开放在她背后时卡门说，“我不能把胳膊伸到太后面，因为乳房伤口很痛。”
“噢，对不起。来吧，卢娜，我们回家。”我一边说，一边把她从床上抱起。她仍然平静异常。
卡门把头伸进护士室说：“拜拜！”早上那个护士迅速把她冒着热气的食物碟放到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抓住卡门的手，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力量。
“今天晚上你能行吗？”
“肯定。”我说得斩钉截铁，并对她点点头，让她放心。
我们三人走向电梯，一句话没说。
现实是残酷的
我看够了
请关灯锁门来保护我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ver Me（Born in the USA；1985）
9
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弗兰克，告诉他卡门得了乳腺癌。
“天啊。”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叫着。
卡门给安妮打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不到，安妮和托马斯就站在我们家门口了。我开门时安妮紧紧地拥抱着我，然后外套都没有脱，就跑进客厅紧紧抱住卡门。卡门立刻放声大哭。
托马斯也笨拙地和我拥抱了一下。“真是糟糕极了，伙计。”他喃喃地说。他跑进去，几乎不敢看卡门，只是站在那，盯着地板，耷拉着肩，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还穿着西装，戴着领带。
托马斯也来自布雷达鲁德，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我们喜欢同样的衣服，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布鲁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马斯正是这样。十二岁时我们一起去看NAC，十六岁时我们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乐队，十八岁时周六晚上我们一起去布雷达的迪苏柯吉斯特找乐子，托马斯在那非常受欢迎，我长了痘，又戴着厚厚的眼镜，只好捡托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学后我们俩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学院，我们就是在商业学院认识了弗兰克。托马斯拼尽全力才获得了学位。托马斯以前不是非常聪明，现在也不是。毕业后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销售洒在路上的盐（欧洲因为冬天下雪的缘故，政府在下雪前都会在马路上洒盐以防车辆打滑）。他的顾客是议会官员或水务董事会。托马斯和他们是知心朋友，我认为这是因为托马斯和他们一样，喜欢嘲笑比利时、黑人、还有去看医生的金发女人的笑话，还因为他也穿德国牌子的淡色领尖有纽扣的外套式衬衫。托马斯和我经常通电话，我们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除了布雷达的狂欢节，他不太喜欢出来纵酒狂欢了。周末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吃着可口的奶酪，喝着美酒，看满是枪、美女和直升机的电影。他纵酒狂欢的兴趣大减与几年前他开始秃顶有关，而且他的肚子也开始规模壮观了。“该死，丹尼，我们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却像红酒，愈陈愈香。”他曾对我说，那时他已开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减已成定势。托马斯天生崇尚实用主义，他也真采取行动了。六年前，一个年轻可爱的实习生蹦蹦跳跳来到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时，他请她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放手。
那个实习生就是安妮。托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安妮是标准的时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欢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马斯一样，她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怀孕。他们的孩子金伯利（4岁）、林赛（3岁）和丹尼（1岁）出生后，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前她非常爱打扮自己，但现在只穿廉价T恤了。卡门说安妮现在变得像黄脸婆一样，但安妮并不知道。卡门从来不会伤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门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通电话，六个月前在卡门为切片检查而害怕不已时，安妮几乎不曾离开我们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总是在，这让我几乎发疯，但我必须承认安妮了解友谊的涵义。卡门和安妮现在比我和托马斯还要亲密，卡门对安妮无话不谈，我对托马斯已经不这样了，至少是自从我发现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诉安妮后。安妮总会告诉卡门，这是我不乐见的事情，虽说两人相处必须坦诚相对，但有时安妮会添油加醋，所以话传到卡门那里时，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
安妮很理智，她建议我们把明天想问医生的所有问题都写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阵脚，脑袋里乱糟糟的。我们四人讨论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我都一一用纸笔记下来。
这很有用。我们暂时把癌症变成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几乎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卡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
托马斯和安妮九点半离开。我给弗兰克打电话，卡门去上网。我挂电话时，她问我是否记得她的那种乳腺癌的英文名称。
“沃尔特斯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告诉了我拉丁名称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这个。”她看着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这么一种癌症——如果太晚——就会进入血液细胞。是这样的，不是吗？”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顶了，因为这意味着——”——她的声音变了——“我再活五年的几率低于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么这么确定是同一种呢？”我有些恼怒地反问。“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这里说的！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看屏幕，而是按了电脑的关机键。
“好了，该睡觉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黑屏幕，然后看我，表情如死灰一般，然后她开始拼命抽泣。
“上帝啊，如果那个杂种六个月前发现了，也许就不会太晚了！”
我扶着卡门带她回楼上房间。
她哭了一阵，像是没有止境了，最后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我能否面对，明天醒来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事实。
卡门得了癌症。
雨下得猛
我承受不了
Bl f；from Harder dan ik hebben kan（Boven；1999）
10
谢特玛医生和我们握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坐在了办公桌后面。
她开始看装在咖啡色文件夹里卡门的病历表，我瞄了一眼，正是前天那位护士所拿的那个，里面有X光片（是卡门的吧），我还看见一份手写的报告（是沃尔特斯医生写的吗？）和一张手画的乳房图，旁边还有一个小箭头指向一段辨认不清的文字。谢特玛医生看着那份材料，就好像我们不在场，她的办公室静得可怕。
谢特玛医生的外表给人一种幽默风趣的感觉——灰头发、胸口口袋里插满了笔，一张科学怪人式的脸。但实际上，她人可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当我第一次穿着我那七○年代的褐色皮夹克走进她办公室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告诉我了——我跟她合不来。
我抓紧卡门的手。半分钟以后谢特玛医生仍然没有说话，继续看材料，翻过一页，又翻回去，然后再翻过来，卡门对我眨眨眼睛，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的打盹动作。我把目光从卡门身上移开，忍住不笑出声，因为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不会拉近我和这位医生之间的关系。我又环视了一下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的意象派油画（不要问我画者是谁，我来自布雷达鲁德，我很确定这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门附近的墙上有个小架子，里面放着很多小册子，《癌症饮食指南》、《癌症与两性》、《战胜癌症病痛》，我还看见了熟悉的蓝色小册子，《认识乳腺癌》。
谢特玛医生终于从病历表中抬起头来。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她开始问。
“不很好。”卡门采用了这个保守说法。
“是，我能想象。”医生说，“上次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那实在，呃——太粗心了。”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不是吗？”卡门低声抱怨道。
“听着，你不能这么想。”谢特玛说，“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试试。现在往回看没有意义，我们要去看还能做什么。”
她对同事失误的那种木已成舟的宽容态度把我惊呆了，我瞥了瞥卡门，她表情温顺，我也隐忍未发。
“我得的是‘炎性乳腺癌’，对吗？”卡门问。
“正式名称叫mastitis carcinomatosa，不过你说的也是对的，炎性——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在网上查的。”
“哦，那，对网上的东西要谨慎些。”谢特玛语气带着不悦。
肯定会的，我想，因为你不喜欢这样。我暗笑，现在我跟昨天不同，昨天卡门浏览几十个介绍各种可能的乳腺癌症的网站时以为情况糟糕极了，那时我气急败坏，现在我却为她感到自豪，因为她已经知道得足够多，多的让医生感到不舒服了。
“那么确诊这种癌症的女性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活过五年，这是真的吗？”卡门继续问。“恐怕更少。”谢特玛冷冷地说，显然想一次性杜绝卡门再去看这样的网站，“因为你还年轻，也就是说细胞分裂的速度比年龄更大的人要快。你左乳房里的肿块已经有13�？厘米了，可能几个月之内增大的速度会非常快。”
13�？厘米？相当于一条茄子的大小！而且几个月之内就长成？哦，对，应该是以后吧，否则就是连沃尔特斯医生也决不可能对这�